始皇帝,千古一帝、皇帝之始,持續十來年、死亡人數過百萬的平滅“山東六國”戰爭的總指揮;對被征服國家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大規模、有組織屠城的決策人,跟“仁”字怎么“搭”?別說什么“歷史必然” 。歷史的必然,指的是“大一統”趨勢;但實現大一統,是否除了戰爭、屠城 , 戰爭加屠城 , 再無他法?血腥悲愴的大一統之上 , 透支民力、鐵血壓服、焚書坑儒,都是“仁”?除了“就是”和“就是就是就是”之外,還可能的另一個答案,恐怕也就是讓《大秦賦》的“創作情結”洗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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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暴秦的由來縱觀歷史,憑著今人的見識,品咂下來,覺得“暴秦”之“暴”,有兩層含義:
一是“現象層面”的,即形容作為諸侯國的“秦”和作為大一統帝國的“大秦”的軍國式“暴性”——好戰逞強、法令嚴苛、崇信武力、擴張野心 , 還有 , 很重要一點——敵視天下 。由所有這些作用、化合而成的“國家性格”,就算非要結合所謂“歷史局限性”和“大趨勢”,以“暴”喻之,稍嫌刻?。?卻也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仁”吧!
“暴秦”之“暴”的另一層含義,可以說是只能從今人角度“審視”而見的“深切層面”或說“本質層面”,便是或許很多人不能接受而卻錚錚存在的歷史悲劇——野蠻戰勝文明 。順著《大秦賦》的熱度而涌現出的眾多說法、論調中,就有人發出“野蠻戰勝文明”的“異聲” 。
其具體語境,大致是說《大秦賦》及其“背靠”的特大長篇歷史小說巨著《大秦帝國》,因為這樣那樣的理據、情由,刻意把“秦”描畫成“先進者” , 甚至將其托高到華夏文明的“高峰”甚至“源頭”,是在推崇“成王敗寇”思想、“唯勝利論”,是本質的錯謬和大大的誤導;進而接續到“野蠻戰勝文明”話題,舉出蒙元滅宋、滿清代明等實例,不無道理 。
那稍后就出現的秦國五位“仁君”的文章,或許多少含著之于這番“不無道理”的針對辯駁意味,無外乎想說“秦并不野蠻”或“秦不應歸于野蠻之列”;進而又有說法稱,后世,尤指秦朝緊后的漢代,更尤指西漢賈誼之輩,“暴秦”、“暴秦”地說 , “天下苦秦久矣”地嘆,是“余痛未消”之下,出于褒揚“漢”而刻意“妖魔化”秦的政治目的;細品品,還是“唯勝利論”——西漢勝利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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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那時候(漢文帝時期),秦、大秦帝國 , 在“官方政治語境”下,是不能提的,是禁忌;個中原因 , 多重而復雜,涉及漢王朝開立的諸多歷史細節,絕非一言以蔽之的“竊取歷史成果”,也并不是“撫天下慟、予民休息”這么冠冕堂皇;而在復雜且嚴厲的大環境下,賈誼的《過秦論》,一把揭開“黑蓋子”,精到而生動地辨析當時還“熱乎”著的歷史,該是冒著被“封號”風險的 , 而不大可能是什么“為現實政治服務” 。
如果說,賈誼的“智勇”及筆者上述推想 , 不足信;那就再多看一眼《史記》 。司馬遷老爺爺,是寧受宮刑不改著述的“驢脾氣”;怹老人家著書還有個后世所有史書都沒有的特點 , 就是把怹認為相似度高的人物,打破年代甚至朝代界限,放在一塊兒說;其中突出一例,便是《屈原賈生列傳》——將屈原和賈誼這兩位相隔數百年、既不同朝也毫無“鄉里牽帶”的人物,寫在了一篇文章里,是因為這老倆位都是既睿智又“驢性”的“敢言者” 。至少,司馬遷是這樣認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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