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是不是劉累后裔( 三 ) _后裔

在這些方國中，土方與方為西方勁敵，卜辭記錄往往是商王親征，對土方，武丁婦好也曾統兵征伐。卜辭中“登人”是征伐征集軍隊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達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數也非常頻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斷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內蒙古一帶;1989年甲骨學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為夏民族考》，詳征甲骨卜辭與文獻記載，斷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遺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國，武丁時屢次進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間今山西省翼城縣一帶筑大邑鎮撫，此即夏人中心區域，文獻稱之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辭大為減少了” 。按卜辭記錄推斷，土方在商之西與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則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陜北與晉北一帶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辭中，專稱指稱為羌的方國，泛稱則包括西方與西北各部落和方國。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方國地理》所舉武丁時一次征伐方的卜辭，征集歸好之族3000人，“旅萬人，共萬三千人” 。此外，還有北羌、多馬羌等專稱。《綜述》共舉關于北羌、馬羌的卜辭五條，只有一條是記錄對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條都記錄著北羌與馬羌對商朝的臣服。陳先生推斷，馬羌可能是馬方之羌，也可能是馬方與羌方。北羌與馬羌既是臣屬于商的羌人方國，總不出商的西邊和西北邊境的附近。
從事甲骨學研究的專家，曾對武丁以來的邊患與商朝的征伐作過統計性研究，不僅發現卜辭表明當時的主要威脅來自西起汧隴，從西方和北方環繞商朝的地帶，而且有時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國“聯合行動或結成聯盟時，方常常居于主導地位。在有關戰爭的卜辭中，涉及方的不論數量還事類上看都居首位” 。卜辭中對方戰爭的記錄達二三百條，土方也七八十條、對下危、巴方等戰爭內容也三五十條不等，“而對羌方、馬羌、羌龍戰爭卜辭的總合不超過三四十條” 。但卜辭中商朝捕獲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隸，都是統稱為“羌”，卻不具體記載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還是巴人。“這就啟示我們，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義并非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對西北游牧民族的統稱;‘隻羌’卜辭不是卜對羌方的戰爭，而反映了對西北各方國邊民有組織的劫掠運行” 。
商朝不斷向被他視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國進行征戰，有時并非因為被征伐的部落、方國有侵入與掠奪行為，而是專為捕掠人口，即“隻羌” ，除此以外，商朝還強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國進貢人、畜等，充分表現了奴隸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壓迫的特點。他們將這些主要是俘獲也有一定數量進貢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災等重要祀典，從兩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辭有“戊子卜，宕，貞畝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 ， “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認為是指祖丁。辭末綴驗辭‘用’，表現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殺祭了。這是甲骨文中能確知的一次實際殺祭的最高數字” 。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僅有一般的羌人，還有用“二羌白[伯]”的記錄，而對夷人、奚人很少見用作人牲的記錄，“以國族名相稱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現在卜辭中次數一般較少，有的僅一二條” 。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隸多用于作畜牧生產，偶也有用于農耕生產，這些生產奴隸奚人及其他各族較多，而羌人則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陳夢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羌可能與夏后氏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關系的” 。其他如郭沫若、顧頡剛、董作賓、胡厚宣等老一輩甲骨學與古史專家及上引羅琨的論文，都有類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