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情感”做社會學研究 |費孝通|江村經濟|社會學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經常會聽到諸如價值中立、價值無涉之類的概念，這些概念也是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需要學習和訓練的內容。在開展實際研究時，我們也常會以此來要求自己，提醒自己無論是在實際調查過程中抑或寫作過程中，皆要保持一種中立的價值觀，秉持一份理性的精神，做出一項盡可能科學、客觀的研究。然而，我們又經常發現，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做出來的研究很多時候會變成一種冰冷的數據呈現、材料展示和理論建構，甚至還可能會出現對于理論和方法的生搬硬套，整個研究毫無“溫度”可言，這也是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可讀性差且不被人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幾天，圍繞“唐山事件”出現不少所謂的專業分析和解讀，包括從社會學方法出發進行的分析，整個論證過程可以說得上頗為科學、客觀，表面上看去似乎也不帶任何價值判斷，但是讀者們卻并不買賬，甚至有人直指這種研究“理性的可怕”、“冷血”、“沒有感情”、“毫無意義”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不帶感情的價值中立式研究一定是“客觀”研究嗎？相反，帶著感情的價值介入式研究就一定不是“客觀”研究嗎？
這類問題在社會學研究中間經常出現，最為出名的一次爭論莫過于英國人類學家利奇（Edmund Leach）對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提出的“世紀之問” 。 1982年，利奇在其新著《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中對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提出了兩點質疑，一是“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的國情”？二是“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對象是否可取”？利奇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正是本文要討論的話題。利奇的意思是說，費孝通作為中國人研究自己的社會難免會有偏見，有價值判斷和感情因素起作用從而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對于利奇提出的問題，費孝通最初的回應非常直接且充滿了感情色彩：“我自己知道我為什么要學人類學， ……我的選擇是出于一種價值判斷。 ……我學人類學，簡單地說，是想學習到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識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所以是有所為而為的。 ……”個人以為，這種炙熱的感情在費孝通寫作《江村經濟》中肯定也是存在的，他在開弦弓村的成長、生活經驗很難不被帶入其中，也許這也正是《江村經濟》讓人讀來親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獨有偶，同一時期的人類學大師林耀華的代表作《金翼》更是一部充滿了個人經歷和感情的著作，林耀華的文學寫作手法甚至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代入感。《江村經濟》和《金翼》之所以成為不朽的名作，讓大家百讀不厭，常讀常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作者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實感，帶入了一種精神甚至生命，包括對于時代和國家的憂愁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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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經濟》
【|帶著“情感”做社會學研究】在費孝通晚年思想中， “情感”成為他思考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費孝通明確表達了社會學研究要從“社會生態”擴展到“社會心態” ，進入到人的內心世界，研究那些“隱藏的我”、“說不清楚的我”和“講不出來的我” 。費孝通認為， “講不出來的我”最能凸顯人之主體形象的復雜性，但同時也是社會學研究中最難調查和研究的部分，對社會學構成巨大挑戰。對于這種“內心世界”的研究，費孝通認為，傳統的社會學方法很難達到理想的研究效果，因為“它不是我們今天實證主義傳統下的那些‘可測量化’、‘概念化’、‘邏輯關系’、‘因果關系’、‘假設檢驗’等標準” 。楊善華也說， “社會學越‘科學’ ，量表和統計數據使用得越純熟，這一習慣性的無視就會越明顯，也就會使社會學越發成為‘外部性’的學科。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走進人的內心世界，實現對于“人文世界”的科學的、客觀的研究呢？費孝通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研究方法——“將心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