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對立？老子之“道”與孔子之“仁”有何辯證性關聯( 三 ) |孔子|儒道

仁，必須導之于“禮” 。自由追求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秩序建構是社會存在的必然前提。如何在自由與秩序之間尋求一個行之有效的平衡點，是歷來思想家所思考的嚴肅問題。孔子既強調“克己復禮” ，自覺遵守秩序；也熱愛生命自由，在不越禮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人生。所以，當曾皙所言之志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時，他竟然喟然嘆息而充滿向往。唯因如此，孔子之仁也是發乎人性的生命自覺，而不是虛偽的外在裝飾。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正是一種自覺的人性行為。然而，這種自覺并非對“禮”的消解，恰恰與“禮”圓融一體。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論語·泰伯》）恭敬、謹慎、勇敢、耿直，唯有接受禮的約束，才不使人倦怠、畏懼；不使己生亂、偏激。如果說，仁是人性，是道德，是境界；那么，禮則是理性，是規范，是秩序。二者缺一不可。仁與禮，必須落實于自由與規范之間。
仁，必須成之于“行” 。 “仁”是君子精神世界的支點，但必須落實到人生行為之中，才能彰顯其意義。孔子將君子之道概括為“不憂”“不惑”“不懼”（《論語·憲問》），并強調唯有仁者、智者、勇者才能做到。乃因為“道”的根本是“仁” ，仁者、智者、勇者都是以道一以貫之。他所說的“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即剛健、果決、質樸、寡言，既是精神的、人性的，也是現實的、行為的。也就是說，仁，又貫穿于現實生活的精神與行為之中。所以孔子又強調三點：第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端莊恭敬的日常行為，嚴肅認真的辦事態度，真誠守信的處世原則，就是近乎仁的表現。第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君子處世，既要營造和諧的環境，又要持守堅定的原則，切忌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第三，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不臆斷，不專橫，不固執，不自私，是基本人生態度。這是一種知性的自我，知性自我是心理、行為、態度、原則順利實施的基本保證。仁與行，必須落實于精神與生活之間。
可見，孔子建構以“仁”為核心的道德修養、禮儀規范、行為準則等一系列抽象性原則，始終落實在博愛與正己、自由與規范、精神與生活之間。
【|儒道對立？老子之“道”與孔子之“仁”有何辯證性關聯】綜上所論， “道”和“仁”都立足于救世，因而構成辯證性關聯。老子孔子都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這一時期大道毀頹，諸侯逐鹿，爭城掠地，民不聊生；精致利己之“士”為了個人和階層利益，又曲為辯說，沽名釣譽，詐偽成風，導致世道人心不知所之，以天子為核心的國家向心力也淪喪殆盡。面對如此亂局，儒道都企圖開出一劑救世良方。
老子以“道”為核心，抨擊異化的仁義禮智。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老子》第十八章）在老子看來，所謂仁義、智慧、孝慈、忠臣，現象上墜入“偽” ，本質上喪失“真” 。他開出的救世良方：返樸，回歸至善大樸；歸真，擯棄機心巧智；守拙，堅守淳樸本性；不爭，遵循自然秩序；以建構“玄德”為終極價值。可見，老子并非否定仁義禮智，而是否定文明異化，強調仁義禮智必須合乎大道，出乎本心。如此則真，否則即偽。真則人心至善，無為而治；偽則世道詭詐，愈治愈亂。老子理論這一深層內涵，有著深刻的價值論意義。在人類的發展歷程中，文明是一把雙刃劍，既推進歷史發展的進程，又在不斷異化的過程中逐漸偏離人類文明的初衷。老子正是在預設的仁義禮智產生的因果關系中，揭示了人類文明的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