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人猿可能有語言的認知基礎 _類人猿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類人猿（特別是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似乎以我們的方式追蹤事件。來源：DepositPhotos
據《大眾科學》（湯姆·霍金）：你看到一只貓在追老鼠。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但一旦你看到這一幕展開，你的大腦就會對貓和老鼠做出關鍵的區分：它能識別誰在追趕，誰在被追趕。這種區分“主體”（執行動作的實體）和“患者”（執行該動作的對象）的能力被稱為“事件分解”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是人類獨有的。
然而，11月26日發表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生物學》上的一項新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類人猿（特別是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似乎也以我們的方式追蹤事件，區分病原體和患者。這一發現值得注意，因為科學家們認為事件分解是人類獨有的東西的核心。“主體”和“患者”的概念與主語和賓語的語言概念非常相似，這并非巧合——科學家們認為，事件分解的認知機制是人類語言語法和結構的基礎。
該論文的主要作者Vanessa Wilson向《大眾科學》解釋說，她的團隊著手回答一個關于事件分解與語言之間關系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讓人想起了關于雞和蛋的經典難題：我們的語言能力是否取決于事件分解能力，反之亦然？為此，研究小組向猿類播放了一系列視頻片段，跟蹤猿類在觀看時的眼球運動。
他們發現，就像人類一樣，猿類的注意力在代理人和病人之間來回移動，這意味著它們與我們一樣有能力區分兩者。這表明分解事件的能力是首先進化的，它為語言提供了認知基礎。
像許多動物一樣，猿類彼此之間可以清楚地交流，它們的交流方式可能非常像人類：它們輪流發聲，互相打斷，并有個性化的聲音。然而，他們的交流缺乏人類語言所特有的復雜性。似乎能夠更有效地交流將提供進化優勢——所以，如果猿類擁有進化語言的認知框架，為什么猿類沒有這樣做呢？

一只黑猩猩正在觀看護工（左）為患者梳理頭發（右）的視頻。紅圈表示她的凝視注視，紅線表示代理和患者之間的注意力切換。圖片來源：凡妮莎·威爾遜（CC-BY 4.0）
威爾遜解釋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尚不清楚。她說：“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的社會認知在人類語言發展中發揮了作用，我們對社會合作的需求推動了我們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外部化。”
人類的大腦也比我們最接近的靈長類親屬大得多，有一種理論認為，我們復雜的社會互動——語言是其中的關鍵部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這是另一個雞/蛋的問題：我們進化出大大腦是為了促進語言的使用，還是因為我們的大大腦而能夠發展語言？威爾遜說，同樣，答案并不完全清楚：“一種語法進化理論提出，我們計算能力的提高導致了我們形成復雜表達的能力，我們通過言語將其外部化。因此，大腦大小在其中發揮作用的觀點是肯定的。”
“然而，”她繼續說道， “我懷疑我們（能）說一個導致另一個。如果更大的大腦有利于計算，從而產生語言，那么很可能存在一種選擇壓力，在一種反饋回路中繼續驅動大腦大小和交流復雜性，在這種回路中，語言的壓力需要增加大腦大?。?而增加大腦大小對語言有益。”
該論文還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雖然其他動物可能“能夠像人類一樣分解事件”，但它們只是“沒有動機或資源來交流代理-患者關系” 。這就提出了為什么早期人類確實有這種動機的問題：語言是如何以及為什么從更基本的交流方式進化而來的，比如簡單地抓住大猩猩的手臂并指向食物的方向？Wilson說，再一次，有一種理論認為，我們的社會認知可能會提供一個答案，“將我們從交流個體實體（如捕食者特定的警報或食物呼叫）轉移到交流不同實體的相互作用。”
但這也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無論如何，溝通在什么時候會成為語言？威爾遜說，這個問題是“語言學家和生物學家繼續爭論的問題” ，而且這條線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清晰：“對動物交流的持續研究不斷地重新定義我們對人類獨特性的理解，并推動人類獨特性的目標。”
話雖如此，她解釋說，人類語言有幾個特征使其有別于其他形式的交流。“其中一個特征是組合性——我們能夠將單個意義的單詞組合成不同的順序，從而產生它們自己的特定含義。組合性確實存在于動物交流中，但到目前為止，只發現了更簡單的形式，即兩個單獨和一起產生不同含義的呼叫組合或手勢組合。”
她繼續說道：“另一個獨特的方面是遞歸——我們形成嵌套層次結構的能力，這被認為是語法的基礎。一種理論認為，這是對不斷增長的詞匯的回應，即對越來越多的信號有上限限制，因此語法使我們能夠更容易地組合這些信號。”
然而，最終，我們對動物及其交流方式以及這些交流形式背后的認知機制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人類可能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獨特。威爾遜說：“簡而言之，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人類交流與其他物種交流之間的區別在于程度，而不是種類……我想說，在現階段，我們對交流復雜性可能驅動因素的理解還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