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 ， 德昆西第一次見到華茲華斯一家人 ， 也被多蘿西所吸引 ， 不僅看到她狂野的目光 ， 也洞見她不受馴化的野性氣質：
“她的臉是埃及棕 。 ”我很少在一位英國血統的女人身上看到比這更鮮明的吉普賽人特有的小麥膚色 。 她的目光不似華茲華斯夫人那樣柔和 ， 但也并非激烈或逼人 ， 而是狂野、驚心 ， 流盼如飛 。 她的儀態溫暖 ， 甚至熾烈；她似乎天生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某種來自熱切心智的微妙之火顯然在她內部燃燒 ， 時而由于不可抑制的本能而顯現為表情 ， 時而又立刻將其壓制 ， 以便符合其性別和年齡的禮數 ， 這就導致她的言談舉止常有一種羞窘 ， 乃至自我矛盾 ， 令人視之不安 。 甚至她的表達和談吐也因其過度強烈的感受力所擾 ， 失去了清晰和從容 。 有時 ， 這種自我對抗和克制情緒的行為甚至讓她口吃……（Thomas De Quincey, Recollections of the Lakes and the Lake Poets, Edinburgh, 1892, pp.134-135）
德昆西說 ， 多蘿西“是我認識的最狂野（指最貼近大自然）的人；最真實率性；也最善于共情 ， 無論同悲與喜、笑與淚、現實人生抑或詩人筆下更大的真實” 。 他認為多蘿西完全缺乏淑女應有的資質 ， 但他稱之為“迷人的缺失”（charmingly deficient）：
多蘿西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她動如脫兔（比如她走路時略顯屈身的樣子） ， 使戶外的她看起來不那么優雅 ， 甚至失去了女性的特征 。 她并不培養那種凌駕于人格和氣質之上的所謂優雅 ， 相反 ， 她天賦異稟；在她對哥哥的巨大貢獻中 ， 有一點尤其重要 ， 對散步中的任何一個同伴都同樣有益——那就是無限的同情 ， 無時不在 ， 一往而深 。 （同上 ， 204-205頁）
德昆西欣賞多蘿西身上貼近自然、不為文明所染的氣質 ， 也注意到她非凡的徒步才能 。 的確 ， 多蘿西桀驁不馴的氣質除了輝耀于她狂野的眼睛 ， 也落實在她狂野的腳步 。 根據《華茲華斯傳》的記載 ， 華茲華斯兄妹特別能走 ， “一天走二十一英里……次日 ， ‘在高高的山路上 ， 感謝順風的助力’ ， 他們在兩小時十五分鐘內走了十英里 ， 稍作休息后 ， 又用一小時三十五分鐘走了七英里 。 第二天早上 ， 從塞德伯至肯德爾的十一英里是一場奮戰 ， ‘一路崎嶇不平’ ， 但也只用了三個小時” （117頁） 。 還有一次走路時 ， 山雨欲來 ， 但多蘿茜覺得 ， “烏云使行走更加有趣 ， 因為它們將布拉德斯沃特山谷與周圍的天空連接起來 ， 自成一個美麗的世界 ， 在此之外別無他境” （118頁） 。 這實際上是一場大約二十一英里的路程 。 在2021年10月湖區舉辦的多蘿西紀念展上 ， 策劃者也強調了多蘿西作為徒步者的側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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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蘿西的鞋 ， 華茲華斯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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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宣傳圖片 。 左：多蘿西在行走；右：展覽呼吁當代人追隨多蘿西的腳步 ， 置身自然（Alex Jakob-Whitworth’s logo design for The Wordsworth Trust’s current exhibition, ‘This Girl Did: Dorothy Wordsworth and Women’s Mountaineering’） 。
多蘿西的舅媽克里斯托弗·克拉肯索普夫人曾質疑她“徒步漫游鄉間”是否得體 ， 多蘿茜倔強地答道 ， “我現在二十二歲了” ，可以獨立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華茲華斯傳》 ， 119頁） 。 實際上 ， 在十八世紀末 ， 一些英國女性開始熱衷于壯游（the Grand Tour） ， 并與男性“組團”爬山 ， 或騎馬 ， 或步行 。 在去年新出的《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中 ， 作者專辟一章 （標題“積極的登山者”active climber[s] of the hills借用了多蘿西的說法 ， 《中期書信》 ， 第二卷 ， 499頁）考察了浪漫主義時期女性登山行為及其登山敘事 ， 重點論述的對象就是多蘿西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 ， 1764-1823 ， 英國作家 ， 哥特小說的先鋒） 。 作者指出 ， 自1770年代起 ， 湖區的斯吉多峰和威爾士最高峰斯諾頓峰（華茲華斯都攀登過并留下經典詩文）成為人們（包括女性）心馳神往的地方 。 英國最高峰本尼維斯山也是攀登的熱點 ， 據說一位時髦女士在征服山頂后 ， 故意在山巔留下一瓶威士忌以示炫耀 （《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 ， 20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