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家$晚明代表書家是哪三位?他們臨古態度上又為何相似?

在個性解放文藝思潮的影響下,晚明書家在臨古觀念上有更進一步的突破,通過歸納整理邢侗、董其昌、王鐸這三位代表書家的臨古觀念,發現當中有差異和存同。他們在臨古對象的抉擇和書學審美的追求上有所不同,三位書家都各有獨到的見解。
而在臨古態度上尤為相似,他們的觀點基本都是突出有意識的擺脫傳統經典的束縛,提倡在臨古上不以形似為目的,力求深挖內在的神韻并抒于己意。
書家$晚明代表書家是哪三位?他們臨古態度上又為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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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古對象的抉擇
一、邢侗:秉承“二王”,上溯章草
在萬歷年間,邢侗以倡導“二王”為主的魏晉書風而著稱。特別在“二王”的草書上,是他取法的主要對象。由于晚明時期在刻帖的盛行的社會環境下,不少書家亦參與刻帖的制作過程當中,邢侗的《來禽館帖》即是由其本人主持摹刻的,對當中的集字、撫勒、摹勒、潤色等重要工序監管到位。
其實刻帖的制作也是邢侗在對古帖精準探究的過程,而且《來禽館帖》是以魏晉書法為主的法帖收錄當中,邢侗并宣稱:“吾家《十七帖》,竟樹寰中赤幟”認為《十七帖》的刻成,是為書壇樹立了一面旗幟,可見他對“二王”法帖的重視和推崇。
后來,邢侗在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影響下,在借吳門書法的衰落,以恢復“二王”書法古風為大旗崛起于晚明萬歷年間,但書法以魏晉“二王”為高標的觀點并不新鮮,關鍵是用什么樣的方法在復古的名義下實現新的創新,“心學”就為這種復古式的創新提供了思維利器。
從而邢侗突破“二王”復古范式轉而上溯漢魏。主要表現在對章草的融合,實際上在氣息上是增加了篆隸筆意,以求與南方董其昌的清雅平淡拉開距離,把南北書法之所長匯通。
他在《淳化閣本》中題跋道:“北人書多怒強氣,南人書多攣縮氣”,這“怒強氣”指的是粗獷生燥而缺少妍質雅韻,而“攣縮氣”指的是嬌媚浮滑。邢侗明確南北之差異及弊端,堅定俊健爽利且古樸凝重的審美取向。
隨著邢侗對章草愈來愈精練,在“二王”等臨習作品中亦有所體現。他是以不遺余力倡導二王書風而著稱的書家,但在其晚年書風完善階段,其復古的書法實踐及理論已經溢出了二王復古范式而轉向了漢魏,這是反映他的“字用王而雜章”的書寫觀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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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其昌:“吾書無所不臨仿”
董其昌由于飽覽藏閱精品書畫,一生臨寫古賢書畫無以數計,認為傳統不是孤立靜止的一人一家之跡,故在臨古對象上,通過轉益多師,并堅定學習古人書法需要經過漫長的“漸修”從而達到“頓悟”的境界。
具體來說,他學書是從十七歲開始學唐人顏真卿,一直對其推崇并感嘆:“唐賢名跡,魯公最為杰出。”認識到顏體書風是貫通晉人和宋人之間的橋梁和關鍵,并且在精煉顏法的基礎上,遍臨唐宋諸家,繼而上溯鍾、王,力追晉韻,在楷、行、草三種書體上皆有體現。
董其昌雖取法對象廣泛,實際上他在研習古人書跡的過程中,一直圍繞追溯筆法的根源,特別注重對晉唐書家真跡的鉆研。董其昌重視古帖原真跡的筆法和墨法,不被后世流傳鐫石刻版面貌所囿,在對待臨古對象的范本須明晰“參活”,重視晉唐書跡的筆意和神韻,不能刻板照搬摹寫,不然古意難存。充分體現出董其昌在臨古對象的抉擇,以及臨習范本上有深層次的思考和獨到的自我追求。
三、王鐸:“張芝羲獻,余鏟邪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