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2021·年度閱讀︱在“例外狀態”中尋找知識的“穩定之錨”( 二 ) 狀態|過程|Earthly|尋找|中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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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代的中國也絕非一成不變的“木乃伊” 。易勞逸的《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重慶出版社， 2019年）以優美的文筆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國社會經濟的各個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則著重討論了乾隆在控制糧價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手段，在我看來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前現代國家遇到了后現代的問題。中國的傳統在此展現的活力絕非一句“封建社會”可以抹殺的。事實上“封建社會”這個詞本身就是超越歷史的形而上的概括，馮天瑜的《“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年）就極為細致地分析了“封建”這個詞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濫用的。若結合德里克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 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8年）中對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的討論，才能更好地理解許多我們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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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勝利絕非一蹴而就，資產階級花費了數百年的時間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 。這一改造的結果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維度：從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才最終成型的現代國家體系。這種國家體系盡管宣揚“主權平等”的觀念，但是卻從誕生始就充滿了地理空間上的霸權主義與文明等級論色彩，正如劉禾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中所總結的那樣：“人類社會的空間差異被整理為時間（歷史）差異，而文明使人類社會趨向于一致（這同時也是資本的要求），這導致一種全球行為準則的誕生。比如在邊界問題上，軍事手段被條約所取代，模糊邊境被精確邊界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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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中所描繪的那種充滿幻想與奇異關聯的中世紀世界逐漸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幾個近代大帝國永無止境的掠奪與擴張。在海洋上，有桑賈伊·蘇拉瑪尼亞姆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中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實踐；在陸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的兩卷本《羅曼諾夫皇朝：1613-19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則是描繪帝俄興衰的恢弘巨著。俄國的歷史自彼得大帝以來就幾乎可以與領土擴張畫上等號，這一趨勢直到克里米亞戰爭才真正得到實質性的遏制。奧蘭多·費吉斯的《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以極為細膩的筆調為我們呈現了這場充滿了狂妄、愚行與骯臟的戰爭。英、法雖然最終贏得了戰爭，卻不過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現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爾，但南丁·格爾很大程度也不過是沾了英語話語霸權的光。人們只記住了南丁·格爾，卻不知道俄國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他發明了“傷員分流系統”并且廣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傷員存活率高出英法兩倍有余。克里米亞戰爭所象征的西歐文明與東正教文明的對抗不僅是政治-外交層面的，同樣也是文化層面的。奧蘭多·費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就著力描述了俄國文化中“西方性”與“俄國性”之間持久的沖突，到了民族主義的時代，這對沖突中又加入了俄國的“亞洲元素” ，這三種要素之間的此消彼長構成了俄國文化永恒的內在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