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2021·年度閱讀︱在“例外狀態”中尋找知識的“穩定之錨”

疫情后的生活 ,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狀態》 (西北大學出版社 , 2015年)所討論的情形來形容 。 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 或者用一個更常見的說法——“緊急狀態” , 指的是權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懸置起來后恢復了其完滿的特性 , 而秩序與法則變成空虛的狀態 。 疫情這只“黑天鵝”所導致的“例外狀態”是如此劇烈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 以至于人們在回想起2019年時 , 仿佛在說上個世紀的事情一樣 。 這或許就是“例外狀態”對我們身心造成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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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例外”是“常態”的對立面 , 但是當“例外狀態”持續到第二年時 , 所謂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態”了 。 2020年若尚給人某種“新鮮感”的話 , 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經明顯感受到了內外的重壓 。 這種重壓不僅僅是經濟壓力下物質生活層面的“消費降級” , 還表現為在急速變化的局勢中找不到穩定精神依托而導致的焦慮與不安 。 人們迫切地想要知道 , 在這兼具舊秩序崩潰所帶來的混亂與新世界誕生之可能的例外狀態中 , 我們應當如何思考 , 又應當如何行動 。
要回答這個問題 , 必須先理解崩潰中的舊秩序到底是什么 。 或許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 從最長遠和宏觀的角度看 , 舊秩序首先是14-15世紀以來的現代化過程 , 以及伴隨這一過程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 華勒斯坦的《歷史資本主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1999年)可以算是對此最凝練的概括之一 , 他對“萬物商品化”過程中充滿辯證意味的“半無產階級化”的討論發人深省 , 也對解釋當下中國社會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勞動者的行為模式具有啟發意義 。 華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過簡 , 揚·盧滕·范贊登的《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 , 1000-1800年》 (浙江大學出版社 , 2016年)更為細致地從利率水平、市場環境構建、出版業、婚姻年齡等社會層面描繪出中世紀的歐洲如何走向工業騰飛的“漫長跑道” 。 當我們了解了資本主義本身的歷史時 , 才能理解埃倫·米克辛斯·伍德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一個更長遠的視角》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15年)中的論斷“資本主義并不根植于某種超越歷史的自然規律” 。 伍德在書中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學術史討論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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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品關注的都是宏觀過程和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 , 勞倫斯·斯通的《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 , 1500-1800》 (商務印書館 , 2017年)則聚焦于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 , 探討了中世紀彼此關系疏遠的開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時代完成“圣靈的家庭化” , 并最終形成如今我們所熟知的重視成員紐帶的“封閉的核心家庭” 。 這一過程不僅是觀念的轉變 , 更是生產方式改變的反映 。 邁克爾·米特羅爾在《歐洲家庭史:中世紀至今的父權制到伙伴關系》 (華夏出版社 , 1987年)中就強調 , 生產過程從家庭手工業轉向集中的大工廠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員關系的緊密化 , 這種緊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 , 進而為工業化提供更充足的勞動力 。 家庭模式的變遷便以此和生產方式聯系在了一起 。 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Arnold, 1997)則將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貧困等要素編織成一張相互作用的緊密網絡 , 為我們理解英國如何從一個農業國度轉變為高度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俯瞰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