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2021·年度閱讀︱在“例外狀態”中尋找知識的“穩定之錨”( 三 ) 狀態|過程|Earthly|尋找|中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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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論帝國擴張史之最，俄國還是難以和大英帝國相比。一般而言，人們把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看作是英國取得海上霸權的標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馬丁利在《西班牙無敵艦隊》（華文出版社， 2019年）卻告訴我們，事實上英國海軍不僅在質量上，甚至在數量上都強于西班牙海軍，所謂的“無敵艦隊”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諷刺的說法。只是英國人自我包裝的能力太強，才會給世人留下一個“以弱勝強”的印象，這也是英語掌握世界話語權的一個表現。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將不列顛民族崇尚的實力政治包裝為正邪斗爭，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經與利劍：英國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本·威爾遜的《黃金時代：英國與現代世界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的《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與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的《重鑄大英帝國：從美國獨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都是類似的作品。盡管我們在閱讀時應批判其中關于英帝國描述虛偽一面，但同時也不應忽視這些書籍如何將霸權構建得“合乎道義” ，對于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國家而言，這是非常關鍵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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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學理上理解英帝國的擴張， 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和C. C. Eldridge 編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選擇。前者是關于英帝國擴張原因和特點深入淺出的總括，后者是分析這種擴張對英國社會與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響。對于英帝國而言，印度無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然而在英國殖民之前，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曾有著輝煌的歷史，賈杜納斯·薩卡爾的《皇位之爭：奧朗則布和他的時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生動地敘述了莫臥兒極盛時代的君主奧朗則布青年時代直到掌握權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奧朗則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卻反而成為其統治印度之薄弱的證明，因為他的一生都在各處平叛以及抵御薩法維波斯的入侵，這種高度不穩的統治結構在奧朗則布死后導致了莫臥兒的分裂，英國才能以東印度公司為媒介趁虛而入。淺田實的《東印度公司：巨額商業資本之興衰》（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是了解東印度公司的淺顯入門作品。那些在印度成為暴發戶的英國人利用自己的財富影響英國的政治，這與伍躍在《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3年）中對商人通過捐納而進入中國政治的討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英國在東方掠奪的不僅有財富，還有藝術品，馬婭·亞桑諾夫的兩卷本《帝國邊緣：英國在東方的征服與收藏， 1750-185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就生動地告訴我們那些大英博物館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樣用各種暴力與卑劣的手段運到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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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國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敵人。沃爾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國與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就指出了英國模式對于這位奧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強烈影響。而安德魯·羅伯茨的《拿破侖大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則是這位英國人最大的敵人的上乘傳記。不過除了這些明面上的敵友，我們也應當關注更為隱秘層面的抵抗。例如邁克爾·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脅政府：路易·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組織》（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年）就討論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壟斷與國家專賣的研究。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6年）討論了地方結構對政府權力擴展抵抗。劉平的《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商務印書館， 2002年）和王大為《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一種傳統的形成》（商務印書館， 2009年）亦可視作近代社會面對不斷擴張的“大政府”的反彈，無論這個政府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傳統與魯大維在《神武軍榮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和張勉治在《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結構， 1680-1785》（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年）中所強調的那種崇尚榮譽、服從、等級與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間的對抗沖突也是18-19世紀社會秩序演變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