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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樵 。
幾十年來 , 王雪樵先生每次到太原 , 無論多么忙 , 總要抽出時間來寒舍一敘 。 在許多文友中 , 王雪樵是極令我敬佩的一個 , 像他那樣嚴謹的學者 , 如今是越來越少了 。 最讓我佩服的是 , 他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員或教授 , 而是一位新聞工作者 , 供職于我河東家鄉《運城日報》 , 曾任總編輯多年 。 幾十年來一直忙于本職工作 , 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少得可憐 , 而卻很有學問 。 所以他的每次到來 , 都令我特別高興 。
王雪樵對我們河東的歷史文化頗有研究 , 著有《河東方言語詞輯考》《河東藝文叢考》《河東文史拾零》《河東記憶》等書多種 , 皆甚見功力 , 頗得學界好評 。 而他關于語言文化方面的一些觀點和見解 , 更令我佩服不已 。 例如對匈奴稱天山為“祁連山”、堿海為“居延海”的辨析 , 便令人佩服之至 。 《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匈奴呼天為祁連” , 學界歷來以為“祁連”是蒙古語“天”的意思 , 而沿用至今 。 王雪樵則提出顏師古注是說匈奴人將漢語的“天”字讀如“祁連” 。 這是因為阿爾泰語系的匈奴語為多音節語 , 漢語為單音節語 , “天”(西北地區讀qiān)緩讀攤破便成了“祁連” , 并以也處于西北方言區的寧武天池被訛為“祁連汭”為證 , 從而弄明白了“祁連”山名的由來 。 出于同樣原因 , 堿海到匈奴語里就成了“居延海” 。 這真是語言學家研究歷史的重要收獲和卓越貢獻 , 受到多位名家的贊賞 , 更被許多研究者引用 , 同時使學界注意到地名研究中漢語單音節詞緩讀可變成兩個字、雙音節詞速讀可變成一個字這一重要現象 。 又如弄明白了“桐葉封弟”究竟是怎么回事 。 千百年來人們津津樂道的桐葉封弟故事 , 實在太著名了 , 雖然前代已有學者對該傳說的真實性提出疑問 , 但卻未能擺出使人信服的否定理由 。 王雪樵發現 , 所謂“削桐”“剪桐” , 原來是“削唐”“剪唐”(剪 , 古作翦 , 與“削”同義 , 均指滅或分割)而封其弟于唐地 。 這是因為古時“東陽合韻” , “唐”“桐”兩字同音 , 后世將“唐”訛作了“桐” , 也就編造出了剪桐葉的故事 。 此論一出 , 倍令研究界信服 , 從此揭開了這千古之謎 。 臺灣就曾數有文章贊譽這一發現 。 又如關于“關西”的述說 , 使面對這一歷史地名而頭疼的許多人茅塞頓開 。 呂洞賓為河東人 , 但文獻記載既有“河中”說 , 又有“關西”“關右”“關中”“京兆”諸說 , 看似很復雜的問題 , 經王雪樵一分析 , 原來挺簡單 。 這是因為古來所謂“關東、關西”在不斷變換 , 所指地區 , 也就移來移去、有大有小 。 經他細為縷析 , 一切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
有些問題 , 較小 , 甚至小到無人留意 。 比如說到中國山脈中名字最多的中條山 , 幾乎無人不知 , 但如果問“中條山”得名于何時 , 則無人能答得出來 。 王雪樵查閱了大量歷史文獻 , 經考證比較 , 說“中條山”之名最早見于《魏書·釋老志》 , 出現在公元五世紀 。 這一小小問題的明確 , 卻回答和否定了一些關于“河東”乃至“中國”“中華”的所謂大問題 。 有的問題 , 看似很小 , 其實事關重要歷史 。 如近年考古發掘的重大發現 , 已證明晉南襄汾縣的陶寺村為四千年前堯舜時期的城址 。 陶唐氏之地名“陶”是對的 , 但佛教東漢才傳入中國 , “陶寺”怎么會是堯舜時的地名呢?而令一世莫解 。 王雪樵以其淵博的知識與辛苦調查 , 考證出:“城”在古代是個禪母清韻平聲字 , 折合今音應讀為shéng , 在山西讀音中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失落eng尾讀如shí 。 而許多地方又sh與s不分 , 并舉眾多河東地名音“寺”卻寫作“城”為證 , 而得出“陶寺”實即古“陶城”的結論 。 他調查中還發現當地人稱太陽為“堯王”這一特有的人文現象 。 可能是后來村外建有寺院 , “城”字讀“寺”也就訛為“寺”字了 。 這一千古之謎的破解 , 令有關歷史學家驚喜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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