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社會學需要更多關于“現代”的研究｜專訪陳映芳學術|專訪|制度|陳映芳|日本

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僅46歲。在他逝世60周年之際，我們重讀他影響范圍最廣的經典之作《社會學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會科學的想象力。我們專訪了陳映芳（社會學）、任劍濤（政治學）和劉海龍（傳播學）等三位學者。本篇為對社會學者陳映芳的專訪。
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米爾斯闡釋“想象力”的基本內容之一。當個體陷于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時，借用社會學的想象力可以探尋周邊世界，發現社會的結構框架，理解此框架與我們的關系，概括出我們的狀態。陳映芳認為，理解周邊世界的能力，其本質是習得的。而對于研究者來說，挑戰則是如何形成“基于內心價值關懷的問題意識” 。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8日專題《找回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的B05 。
更多內容詳見：
遺憾的是，我們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丨紀念賴特·米爾斯逝世60周年
【專訪|社會學需要更多關于“現代”的研究｜專訪陳映芳】政治學研究的歷史視野丨專訪任劍濤
采寫｜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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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城市中國的邏輯》《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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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對感受性的強調
新京報：你還記得第一次讀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情形嗎？
陳映芳：具體記不清了。我是上世紀90年代初接觸社會學的。 1992年剛到日本時，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招聘外國人學者”的身份。正式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前，我曾在京都大學旁聽社會學的課程。然后因為家庭原因，到大阪市立大學讀了一年“研究生”（相當于“大學院生”的預備生），最后正式參加大學院社會學專業的入學考試。學習社會學、乃至了解米爾斯的學術，是跟著自己內心的沖動一步步摸索的過程。
最近，我找出從日本帶回來的資料，發現我手邊的日文版《社會學的想象力》是1995年紀伊國書店出版的“新裝版” 。它是1965年被介紹到日本的，譯者鈴木廣教授（日本研究米爾斯理論的專家，著有《米爾斯的理論》），初版到1984年時已經印了14次。上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自費留學生，讀書主要是到圖書館借，購買新書要思量再三。好在那時的日本舊書市場還很好，大學里和便利店里的復印機也已經普及。所以，除了與博士論文主題直接相關或特別感興趣的新書需要下決心買下來，其他的文獻主要靠淘舊書，或者摘要復印。
后來《社會學的想象力》有了簡體中譯本。我手邊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是陳強和張永強翻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發行的初版。
由于我接觸米爾斯的學術時，對美國50、60年代的社會學史，以及米爾斯的學術思想演變軌跡，特別是他自身在那樣的時代中曾經歷的精神沖突等，都缺乏相應的了解，而主要是結合當時我自己的問題尋找學術資源和方法參照，所以，對當初我的研究來說，《性格與社會制度》和《社會學的想象力》好像是一體的——前者對我當初的研究有直接的影響，是我博士論文的重要參考文獻，同時它也讓我更容易接受后者的學術價值。
《性格與社會制度》是米爾斯和他的老師格斯（Hans Heinrich Gerth）合著的， 1953年出版。格斯對米爾斯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曾一起合編過馬克斯·韋伯的著作。但自米爾斯發表《權力精英》后，他被學術界一些人視為激進的異類，也與一些朋友漸行漸遠，包括格斯。這兩天我翻出《性格與社會制度》，發現中間還夾著幾頁當初寫的讀書筆記，對要點和重點的歸納。簡單來說，除了“性格結構”及其形成機制、“社會制度”的歷史性變動等基本內容外，它的重點之一是論述了在作為個體的“人”和“制度”之間， “角色”作為中介項的意義和操作性。這本書很厚，結構龐大，我的筆記中特別一條條地歸納了米爾斯和弗洛伊德·米德的對比，并勾勒了有關社會學制度研究的學術史經緯，以及書中有關歷史維度的意義。這讓我意識到，米爾斯后來的學術盡管一直強調人的感受性的重要，以及如何從個體中發現社會整體，但并沒有走向社會心理學的微觀社會學研究，這應該跟他早期跟導師一起從事的韋伯研究，以及“性格與社會制度”的研究，有直接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