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博|千年寶藏，多元歷史：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和其故事( 三 ) 歷史|東博|中國|寶藏|千年|日本

室町幕府積極參與對明貿易，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 (1436—1490)代表了室町文化的頂峰。著名的龍泉窯《馬蝗絆》青瓷碗被送回大明，卻因已找不到代替品，被打了鋦釘修補后送回日本的故事，也發生于此時期。此時常見的收藏特征有二:一是對作品進行重裱，二是對其進行裁剪等改造。梁楷的《出山釋迦、雪景圖》三幅皆用紺色地二重纏枝紋織金錦裱邊，應該是作品到日本之后，為將軍家所重裱的。與中國文人裝裱平整潔凈的審美標準不同，本作裱邊采用絢爛華麗的織金錦，這恐怕與日本室內空間因使用障子紙窗采光昏暗有關。一件使用了相同種類的中國明初織金錦的“裲襠”(無袖貫頭衣)上，有永和四年(1378)的奉獻銘記，由此可知《出山釋迦、雪景圖》應是在此后(1485)被重裱的。重裱入手不久的中國繪畫，被認為是為彰顯足利將軍家文化權威的行為。這類中國繪畫的裱裝法，作為 “古渡品”或“東山御物”的象征，為后代人所競相仿效。而關于對作品的裁剪等改造，可舉出馬遠《寒江獨釣圖》一例。這件作品可謂是代表這個時代特性的重要藏品，過去學者認為該作是南宋邊角構圖的重要見證，在寂涼的空間中表現出漁人孤高的存在。不過在2008年進行修復時，發現畫面三分之二處有裁剪的痕跡，意味著這幅原來的畫面更大，有可能在15世紀前后，被日本人剪裁，之后才有了現在的構圖。畫的材料、畫的作者無疑是中國人，然而此作表達畫意最重要的構圖，卻可能由當時的日本人改造過，可以說是一幅“中日合作” 的作品。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后，美術作品也以國籍來區劃，中國與日本開始編寫不同“民族的藝術史” 。可是在日本流傳下來的作品，或其他域外所存的作品中，難以確定國籍的作品甚多，這些“混血”作品的存在，或許在向我們訴說著東亞地區的交流史，并向我們呈現了更加豐富立體的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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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南宋馬遠《寒江獨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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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狩野養信《寒江獨釣圖》
二、中渡品──作品的記錄、摹本、再生產
應仁之亂(1467—1477)以后，足利將軍家的勢力開始衰敗，在其后的近一百五十年的日本戰國時代，足利將軍家和京都各大寺院所藏的中國繪畫、墨跡、陶瓷、銅器等，開始分散至全國各地。如(傳)顏輝的《寒山拾得圖》，據說原本是東山御物，后來落入織田信長 (1534—1582)手中。織田信長與當時握有巨大勢力的凈土真宗本愿寺血戰十年，在1580年講和后，作為和平的象征，將其贈予了本愿寺。或許得悟的寒山、拾得從畫面的內側，一直看著畫外的日本人打打殺殺，見證了世間無常，正“呵呵大笑”呢。 1603 年，德川幕府成立，偃武興文，大約三百處地方大名家取代了京都的足利幕府政權，成為收藏活動新主角。在這個時期，除了藝術價值之外，中國繪畫還成為武家政治、文化的象征，發揮了新的作用，在社會上開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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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元顏輝《寒山拾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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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梁楷《李白吟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