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博|千年寶藏，多元歷史：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和其故事歷史|東博|中國|寶藏|千年|日本

在日本的東京、京都、奈良這幾座古都的各個角落，珍藏著眾多自古從中國流傳到日本的藝術珍寶。 2011年“筆墨精神:中國書畫的世界”特展， 2013年“書圣王羲之”特展， 2018年“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 2019年“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 2020年“文徵明與他的時代”展，這些在日本舉辦的展覽吸引了大量中國書畫愛好者前往觀看。人們在欣賞這些珍貴的書畫作品時，不禁要問：日本國內究竟藏有多少件中國寶物? 這些書畫作品又是如何流入日本的?從歷史上看，唐宋、明清和清末民初三個時期都有過中國書畫傳入日本的熱潮。本文以東博為例來聊一聊有關日本收藏中國書畫的歷史以及背后的故事。
上海書畫出版社的《書與畫》雜志近期對此進行了介紹。
日本收藏中國書畫之歷史悠久，可上溯至奈良、平安時代(8—12 世紀) 。當時，通過遣唐使、入唐僧、入宋僧、民間貿易等途徑，從中國帶回日本的作品，現在被稱為“極古渡”品。至鐮倉時代(13—14世紀) ，武家政權成立，禪宗始興，再至室町時代，足利將軍家(15—16 世紀)歷代積極收集宋元名畫，并因其別墅山莊(銀閣寺)位于京都東山地區，得名“東山御物” ，這些現在則被稱為“古渡”品。江戶時代 (17—19世紀)以后，通過唯一官方認可的港口長崎，諸多明清文人畫傳入日本，被稱為“中渡”品。辛亥革命(1911)前后，北京、上海、廣東等個人藏品開始流出，通過羅振玉等人的中介，為日本新興財閥所收購，這批中國文物則被稱為“新渡”品。這四個階段的渡來品，是日本各時代中國書畫鑒賞的主體，由日本的天皇、貴族階層到武士階層，逐漸擴大至民間的知識人、企業家、書畫愛好者等，收藏范圍包括佛經，漢籍，宗教繪畫，禪宗繪畫，南宋宮廷繪畫，浙派、明清文人畫，乃至近現代國畫等，種類豐富。
東京國立博物館(下文略稱“東博”)的中國書畫收藏，可以說是在世界博物館界中獨具特性，它反映了日本一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書畫愛好史。本文追隨日本中國書畫鑒賞的歷史脈絡，試圖介紹東博收藏中國書畫的歷史意義和其背后的收藏故事。
一、極古渡、古渡時期──作品的昵稱、重裱、裁剪
在東博的中國書畫中，來日最久的“居民” ，應數三件被認定為日本“國寶”的7至8世紀的唐代抄本，即《王勃集卷第廿九第三十》《碣石調幽蘭第五》和《世說新書卷第六》。日本的“國寶”制度始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 ，根據日本文化財保護法，即便是非常知名的杰作，剛購買不久的外國作品也不會被認定為保護對象，只有對于“我國 (日本)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的作品，才有可能被認定為 “國寶” 。這三件都甚為符合國寶的條件，它們不僅在中國也是已經散佚的唐代罕見抄本，而且都于平安時代之前就已傳至日本。有趣的是，《世說新書(后改為“語”字)》上有朱字“乎古止點” ，這是日本人解讀漢文時的標點符號，可見這并非是用以鑒賞的書法作品，而是當時真要讀的書本。由此可以了解當時日本的博士家(專門解讀中國古文的世家)如何分解漢文、朗讀、句句釋意，從而一窺當時“中國學”的具體做法和誠摯態度。這三件都是海內孤本，清末來日訪書(搜訪古籍)非常流行之時，駐日公使黎庶昌偶遇傳為南朝梁末名琴手丘公所著《琴譜》的唯一抄本《碣石調幽蘭》，非常高興，立刻將其收入于《古逸叢書》內，羅振玉亦由內藤湖南等引介，得見《王勃集》殘片，后來編纂《王子安集佚文》一卷。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日本所流傳下來的文物之重大意義，開始彌補相互遺失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