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博|千年寶藏，多元歷史：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和其故事( 六 ) 歷史|東博|中國|寶藏|千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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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陳錄《新梢帶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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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米庵《新梢帶月圖》考證，收于《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1848)
現存東博的市河米庵舊藏中國書畫，大約有八十件之多，是我們目前可以看到的日本19世紀民間收藏中，保存最為完美的收藏作品群之一。可稱之為“米庵的時間膠囊” ，其重大意義有二:第一，可知19世紀中日交流中所流通的中國書畫的具體面貌。雖然其中不乏贗品，不過這些物品能被視為當時浙蘇地方商賈買賣的結果，反映了當時東南沿海地區書畫市場、物質文化的實情。第二，東京國立博物館不像故宮博物院、盧浮宮、普拉多博物館等，是繼承前代帝王的財寶，革命后變成國民博物館的，而是在1872年(明治五年)成立時就是產業博物館，與皇室或將軍家的歷代收藏無關，后來逐漸加強其美術、歷史博物館的性質之后，借由收藏家們的善意捐獻，才形成了現在的收藏。米庵家族的收藏和其遺屬的捐獻活動，真可謂是日本江戶時代到近代市民社會的橋梁，決定了東博亞洲美術收藏的方向。
三、新渡品──博物館、文化財、中國學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同講師富岡謙藏(富岡鐵齋子)等人，首次訪問北京，拜訪端方等宅第，看到了北京旗人的書畫收藏，十分驚訝地發現了一個與過去日本的古渡品、中渡品等完全不同收藏體系的存在。 1917年，華北發生水災，北京的一些收藏家們各出精品為天津水災的賑災而舉辦了京師書畫展覽會。內藤等人獲悉完顏景賢、端方、怡親王等要賣出其收藏的書畫。歸國后，為了“給日本人開真正的中國書畫之鑒賞眼” ，內藤湖南積極向關西地區實業家推薦購買那些中國書畫。現在澄懷堂的李成《喬松平遠圖》(怡親王舊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董元《寒林重汀圖》 (完顏景賢舊藏)等關西地區主要美術館的赫赫名品，基本上皆為此時請來日本。 1911年辛亥革命后，羅振玉等人流亡日本，寓居于京都八年，同時帶來了好幾箱中國書畫、金石等。為了換取生活費，他將這些藏品賣與日本人。在日本時，羅振玉還進行鑒定中國書畫和書寫題跋的工作，如王紱《秋林隱居圖》由廣東的孔廣陶收藏，民國七年 (1915)吳昌碩題跋后，大正六年(1917)羅振玉在“海東寓居” (京都)再題題跋;同樣山本悌次郎(1870—1937)舊藏的文伯仁《四萬山水圖》，也有羅振玉題簽，收入其收藏目錄《澄懷堂書畫目錄》(1931)中。如此正統文人渴筆風格的大作， 19 世紀的市河米庵雖然可能在書上得知其名，然而在長崎是絕對找不到真跡的。只有等到辛亥革命后的十幾年之后，才終于能在日本見到中國正統的文人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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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建中《草書五言律詩軸》(左)；江戶時代市河米庵《草書五言律詩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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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紱《秋林隱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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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伯仁《四萬山水圖》
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近代西洋式教育剛起步，大部分日本人所受的還是鄉村漢學塾的教育，漢學無疑是他們經世濟民、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礎。因而許多日本實業家、政治家、學者、書畫家喜歡跟羅振玉等中國知識分子積極交友，首相犬養毅(1855—1932)也是其中一人。他常與內藤湖南、羅振玉等往來，熱愛中國書畫，文史修養頗深。尊敬中國知識人的教養，特別喜歡明末清初的忠臣的字畫，如倪元璐《書畫冊》上就有他書寫的題跋，贊揚其高潔的人格。由此看來， 20世紀初期日本社會的中國書畫收藏與同時期興起的歐美個人或美術館的中國書畫收藏不一樣。后者是從“他者”“異文化”或“藝術品”的角度進行收藏，前者還是以漢學教養為基礎，且是與中國知識分子直接交往的結果，同時還同對于古典中國道德倫理的憧憬頗有關系。這一中國書畫收藏的風潮一直延續至20世紀20年代末期，出版了許多中國美術的研究圖版和收藏目錄，直到藤井有鄰館(京都， 1926)等私人美術館開設為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西洋美術收藏也同時興起，如松方幸次郎(1865—1950)收藏西洋印象派作品等活動亦是在20世紀10至20年代(現上野公園國立西洋美術館的基礎) ，岡山的大原美術館的開館則是在1930年。其實無論是收藏中國藝術品還是西洋藝術品，這兩者的動機是相同的:在近代社會剛成立的迷茫中，渴望人生理念的人士們，有些去中國古代找尋自己的理想，有些則去西洋近代社會中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