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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研究（1900—1910）》（溫慶新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版）以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等為研究對象，對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早期編纂的社會背景、知識選擇及編纂意圖進行深度還原，提出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史雖風格多元、體例不一、篇幅各異、思想復雜及價值多元，卻皆是接受了外來的文學史框架，并廣泛受到近代學制變革、“中西交通”的背景及教育啟智的時代需求等影響。這些文學史大多是彼時大學堂、中學堂甚至教會學校所編的教材講義。它們在借用文學史框架進行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同時，并非將主要編纂思路放在文學史內部規律的探討與實踐上，而是盡力對20世紀初期中國的歷史背景、社會價值及知識結構進行有效回應。
作者細致論證近代學制變革如何影響彼時新式學堂的教育改造，尤其是《高等學堂章程》等章程的設置、頒布與近代學術變遷的關系，最終得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作為近代學術變遷的重要一環，不可避免受此影響的結論。由于人倫道德與經學大義被置于近代大學堂經學科、文學科、工科、農科等科目之首，近代大學的“中國文學門”將“說文學”“音韻學”“群經文體”“各種紀事本末”等列為必修課，成為彼時編纂中國文學史必須遵循的方向標。
書中分析了黃人、林傳甲如何突出“小學”治學的傳統，如何強調以音韻為根、重視方言研究，如何主張承繼“小學”的同時與“今之各國文字等”相通，以順應時代需要。作者發現，時局所提出的需求，最終決定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不可能完全恪守傳統，亦非簡單照搬西學；實用意圖最終決定什么樣的思想及方式可以順應時勢需求，它們就將最終被推上歷史舞臺，由此促使中西學術的交通與雜糅。
作者在書中全面闡述了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因對傳統“固有之學”的認同，形成主張“恢復人倫道德”的共通選擇，與張之洞、章太炎等近代有志之士在中西學術交通中普遍存在的尋求儒經復歸的精神訴求相契合。近代有志之士的呼聲，使得該時期的文學史編纂者在個人素養、知識結構等多重作用下，對中西學術的交通之勢采取以傳統學術為主導，與近代學制變革的精神相契合。尤其是黃人、林傳甲等對中國固有之學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主張恢復人倫道德，試圖踐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傳統，成為彼時治文學史者共通的價值觀及學術自律行為。故而，作者得出“‘開民智’、維系人倫道德的編纂意圖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最主要精神訴求”的結論。要言之，近代學術變遷、學制變革深深影響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及方法論，促使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關注文學的地域性差別，以及學術的自我改良等，最終主導彼時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選擇。
“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在近代學制變革的影響下，對傳統學術的承繼與改良，往往通過對《四庫全書總目》的批評方法、批判理念、材料選擇及具體論斷的吸納與揚棄中加以體現。 ”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通過傳統目錄之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試圖借此把握中國文學發展之大勢。這種知識構建選擇不僅深受近代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而且深受傳統學術批評思路與認知視角的左右。這就促使彼時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者基于個人經歷、時代需求與文學史編纂意圖等融合而成的價值觀念，甚至對未來中國形象的設想與期望等主觀愿望的多方影響，最終建立起一種包含文學史編纂者個人經驗、歷代文學作品和歷史上呈現的多重主體與多元層次的中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