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言|達蒙·加爾古特談《諾言》( 二 ) 達蒙·加爾古特|諾言|母親|暴力

加爾古特：那個年代南非的年輕人都要義務服兵役兩年，這意味著許多人被迫去北方邊境（現在的納米比亞）參與種族戰爭。而在南非國內，種族隔離政府對黑人城鎮的社會動蕩處置嚴厲。安東屬于后一種情況，他在黑人區想也沒想就射死了一個女人，負罪感跟隨了他一生。我本人在空軍服役了兩年，很幸運沒有經歷這種境況。但我有朋友經歷過，一個沒有心理準備的年輕人突然被扔到極端對抗的環境里，你不殺人就可能被殺。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但奇怪的是，南非社會很少討論這些。這是南非歷史中未經消化的部分。相比之下，我每每驚訝于美國人對越戰的癡迷，那場戰爭對美國人心態方方面面的影響都得到了深入的討論。南非社會總體而言對暴力及其導致的傷痛避而不談，只有些零星的紀錄片和電影，任何一個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如果諱疾忌醫不好好處理這些隱痛，只會導致進一步的暴力。
小說里的三個孩子安東、阿斯特麗德、阿莫爾很不同，您能談談這些人物尤其是這倆姐妹嗎？
加爾古特：我寫這小說也在努力嘗試描摹南非社會中女性的處境。傳統女性的角色相當令人不安，整體環境是極度父權制的，外加種族隔離的等級意識。在這種社會中，女性只能操持家務，不停生孩子，無法為自己做主。明顯的例子是阿斯特麗德，她整天操心的是自己的外貌，擔心自己的安全，對政治和周邊社會的境況毫不在意。小妹阿莫爾則更為神秘莫測，如果說這小說有個道德中心，就是她。故事的核心是一個未兌現的諾言，阿莫爾是全家唯一一個上心的人，在故事發展的三四十年中，只有她時不時提醒大家為何還不兌現諾言。從這個角度說，她是道德指路牌。但我也很警惕，不要把她寫成一個高不可攀的女英雄，讓小說掉進好人壞人的窠臼。她有道德感，但并沒有迫使別人兌現承諾，她的整體形象是比較神秘的、模糊的。如果是傳統小說，英雄主人公肯定要一諾千金為人表率，這不是我要寫的。阿莫爾小時候被閃電劈過，親戚都覺得她有哪里不對。也許她是有哪里不對吧。
也可以說她從小就被區別對待了，這種看法一旦成型，就很難再改變。
加爾古特：但看法在小說里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化，小說分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大概跨度是十年左右，先是少女阿莫爾，然后是女大十八變，出落成美女的她威脅到了整日關注容貌的姐姐；接下來美貌衰退，她成了普通的中年婦女，少了威脅感后，她成為人們愿意傾訴的對象。
很多評論者都注意到您小說的音色變化，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聲音，您是怎么做到的？
加爾古特：我想每本書都有自己的聲音，不光是選擇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書寫，還有你選擇用過去式還是現在式、人物的語調和語氣，我都得仔細去琢磨。我認識一些作家天生就知道該用哪種語調去寫，但我會花上點時間。《諾言》是以傳統的第三人稱敘述開始的，因為這本書有許多人物，打破了我之前小說聚焦于一個中心人物的模式，但一開始我并沒有找到正確的語調或人物切換間的語言變化。當中我停了八個月的時間，去做電影劇本，劇本完工的那一天我回到小說稿，人物對話就像電影一樣出現了。電影對話跟小說很不一樣，因為你得考慮在鏡頭里如何呈現。于是我開始做實驗，在不同人物間剪切，先是對小說的主題——也就是時間以及時間的流逝，在時光面前，沒有一個人物比另一個更重要，你、我、首相、馬路上的狗可以身處同一個瞬間；其次我可以把許多不同的聲音同時呈現，這與南非的氣質很契合，南非的聲音是一種不和諧的大合唱，根本不可能只用一種聲音來呈現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