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忭！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徐渭的藝術人生( 三 ) 王陽明|陽明心學|毛澤東|心之

所以，大寫意終歸還是要寫出來，而不是描出來，做出來。“寫”才是中國繪畫筆墨審美的基礎。舍此就談不上中國畫。“中國畫至今能守恒不替，在發展前進中仍保存著國畫的本體特色，那么重‘寫’應該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陳玉圃《山水畫理》）“寫”就是瀉，引申為散。蔡邕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其實就是強調作為審美意義的“寫”的作用。所以，徐渭以率真之情，縱橫筆墨，舍形而悅影，故其筆下情懷若江河自然泛濫，溢出筆端，絕不奇怪。大多數人視之為奇，乃至以“無一不奇”來形容徐渭文字書畫，這是習氣作怪。人因為習慣了霧霾，會視晴空萬里為咄咄怪事。比如，很多人想學大寫意，以為信手涂抹，怪叫連連，飲酒長歌，高喊時不我與，就算是徐渭第二，類似于新水墨實驗等等，看似藝術感十足，其實忸怩做作，令人作嘔。徐渭說這類人是“鳥人”，他說：“鳥有學人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當然，他說的很含蓄，不像我總結得這么刻薄，畢竟他是大才子，我沒辦法說得更好，只能簡而化之了。徐渭知道了，最多說我是個不解徐渭之深，愛吹毛求疵的苛刻之徒而已。
文學家袁宏道是徐渭的隔代知己，他沒有苛刻之徒的淺薄，寫了一篇《徐文長傳》，算是為徐渭身后之名開了一個好頭。可惜他注重的還是“奇”。雖然徐渭的才華橫溢，鋒芒畢露，文字書畫無一不奇，作為性靈說的推崇者，袁宏道從這個角度肯定徐渭、推崇徐渭的文藝成就，并不奇怪，但是，作為文化愛好者，我們應該有一個大原則：好奇務新，不惟詩之病，亦文之病、人之病。故孔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也。”（《論語·里仁篇》）我們評價一個人，往往更能從其過失處得其本來面目。比如宋徽宗，我們若只觀其藝術，則不失一浪漫情懷的才子，然而他卻是皇帝，他的過失令天下生靈涂炭，斯文喪盡。后人罔顧其失，而贊美其繪畫天賦，其愚頑不明，真是可憫可嘆。又如阮元，作為藏書大家，興建許多藏書樓，于金石書畫亦多有貢獻，若僅于此，則不失一儒家風流人物。然其為兩廣總督期間，外夷欺凌，阮氏懦弱無能，退避讓利，為費正清輩有所不齒（費正清《中國：傳承與變遷》）。我們當然承認寫作或者畫畫都離不開真性情，甚至也認為真性情是藝術發軔的起點。徐渭說：“人生墜地，便為情使。”又說：“古人之詩本乎情。”但無論真性情如何借助藝術形式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現，文藝作品本身的價值觀還是要“一歸于正”的。若能“一歸于正，復得其大矣！”（徐渭《答許口北》）

文章插圖

墨竹圖明徐渭紙本墨筆美國華盛頓博物館藏
此徐渭得意之作，用筆如飛如動，墨法淹潤自然，得挾風帶雨之勢，世所謂“一筆畫”者即此也。圖右貼邊自題曰“枝枝葉葉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裁。信手掃來非著意，是晴是雨恁人猜。”此詩意境可與云林“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為麻、為蘆，仆不能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的觀點參看。
也就是說，真性情固然可以在藝術領域將畫家的才華展現無遺，但現實不可以絕對理想化，最終還是要歸于正道才是至理。總是有許多的羈絆讓人生更加豐富多彩，甚至，恰恰因為這些羈絆讓我們的人性更加圓融無礙。韓退之有詩曰：“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藝術終究要為生活服務，若果真形而上至現實之上，往往就會失去價值和意義。所以，韓愈寧可在世間摸爬滾打，也不肯諂媚神仙，面對人生中的種種不幸，卻依舊對世間充滿眷戀和愛意。義之所在，雖萬死不辭。韓愈為文處世，何嘗不是大才華，真性情！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說，徐渭的了不起，就在于他總是跌倒之后，還能爬起來，爬起來之后還能充滿激情地去奮斗，去拼搏。要不，一個既老且窮的書生，一無所有，還能跑到邊塞宣化府去做文書？歸根結底，就是不死心，他是真心想做出點畫家之外的功績來，但終究還是止于一個畫家。真情付出，得到的卻不是自己所期望得到的，這大概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