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劍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 六 ) 綜合|季劍青|新文化|歷史|金理

季劍青做了題為《重思新文化與傳統的關系——從杜威訪華談起》的報告。他指出，五四時期， “文化”相較于思想和文學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總體性的概念，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彌散性，跟那種動態的、擴展性的“運動”概念，有某種天然的親和性；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學是某種知識性的活動，而“文化”在當時的語境中則具有某種實踐性，實踐性的文化運動與社會生活的具體語境產生碰撞，在觀念與社會的互動中生成新的實踐。由此可對新文化和傳統的關系做一些新的思考。杜威訪華是一個很好的個案。杜威訪華期間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文章，首先，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和道德變革為前提的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強調思想道德問題的優先性，反而接近儒家的觀念。第二，杜威對表現于社會生活和習俗制度中的漫長的中國文化傳統，有著很深的同情和理解，他認為中國人有民主精神，看重地方的自主性，將它看作中國現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第三，杜威對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進行了比較。他對日本的現代化模式持批評態度，日本全面引入西方的資源，但卻更多地保存了儒家的權威，相比之下中國人在思想方面更開放；日本的現代化借助國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更多依靠國民的自我組織，具有更強的內生性。竹內好和林毓生都受到了杜威的影響，但價值判斷卻截然相反：竹內好從反思日本戰敗的視角來討論中日兩國的現代化路徑，肯定新文化運動所體現的中國現代性的內生性；林毓生則出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批判五四以來持續發生影響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儒家式思想模式。今天看來兩位學者的整體性判斷都有問題，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各自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和關懷出發，創造了有深度、有生命力的關于五四新文化的“歷史綜合”敘事。當下中國存在著諸多傳統，新文化本身也已成為傳統，但在其中可能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怎樣在這種現實語境中獲得自己的眼光和視角，并由此做出新的歷史綜合，有待于在不斷變動的土地上尋求新的立足之地。
袁一丹的報告題為《新文化的結構與剩余物》。她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就五四新文化這個議題而言，歷史綜合如何可能，又為何不可能。歷史綜合之不可能，主要存在價值和技術兩方面的困難。目前之所以難以寫出超越周策縱的五四通史，根本原因在于難以兌現“價值重估”的允諾。價值重估的懸宕，一方面緣于當下及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一方面也跟研究者的主體狀態有關。只有在觸碰“五四”這類重大歷史議題時，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到某種無力感。 “五四”本身是政治危機、思想危機的產物。每一次對“五四”的重新闡述，無異于對危機時刻的再度確認。如果研究者從當下的現實處境中感覺不到“五四”所包孕的危機意識，或覺得藥不對癥的話；僅僅把“五四”當作常規歷史題目加以技術化的處理，也就意味著“五四”作為一種思想勢能的衰竭。在“五四”這個老題目上，新材料、新方法、新范式催生的歷史新意，總是暫時的、局部的；真切的危機意識才是更新歷史解釋的源頭活水。歷史綜合如何可能，這個大哉問在《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具化為一種結構的焦慮。 “剩余物”的概念，是被結構的焦慮催逼出來的。較之嚴整的結構，她更關心結構的剩余物；較之歷史光滑的表象，則更關注結構的裂縫與褶皺。當追問歷史綜合如何可能時，仍不免有一種改寫總體史的沖動。總體史旨在給一個時代畫像，而福柯則提出另一種歷史結構的呈現方式，他稱之為“一般史” 。一般史關注歷史的非連續性，包括過程的極限、曲線的拐點、運動的反轉等。《另起》這本書的面貌，更接近關注彌散性、非連續性的一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