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劍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 二 ) 綜合|季劍青|新文化|歷史|金理

金理的報告題目是《如果將新文化運動研究想象為一種“地域史”》。他從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談起，該書注重“文化的交錯互動” ，全球史取向鮮明可見，關注旅行與跨國，并將現代文學史的開端推到晚明思潮，與晚清一起形塑了早期現代的圖景。在這樣的歷史圖景之下，應該如何調和眾聲喧嘩與感時憂國，如何調和消費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呢？季劍青書中的文章《什么是“現代文學”的“現代”？》《“早期現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認為，中國的現代并非早期現代文學的發展，早期現代文學是消費性的，而現代文學是生產性的。復旦的師長也提出過相近思路，如陳思和從先鋒與常態的角度談論“五四”新文學，李振聲則將現代文學的源頭追溯到晚清的思想及學術運動而非晚清文學。金理注意到，袁一丹將新文化運動溶解為未定型的新名詞，把“魚”重新置于“水”里，置身于歷史現場，對新文化運動的對手方和地方勢力都有關注。新文化的內部也有異質性，有的被放逐到了邊緣地帶，比如劉半農與《何典》的事例就呈現出新文化運動自我排斥和壓抑的面向。袁一丹的研究當中有一種“余味” ，這和知識周密、考據嚴謹都不同，讀者總能夠通過閱讀感受到作者對歷史中個人掙扎的同情。這其實就是人文關懷。金理借鑒魯西奇的觀點，將所謂“地域史”視作一種區別于地方史和區域史的研究方法，它強調必須在本地與外部、局內觀察者與局外觀察者之間不斷移動。而季劍青和袁一丹兩位的學科出身和學術自覺，使他們獲得了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靈活立場。比如，季劍青之所以堅守“早期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無法混同，顯然是要認領“五四”新文學那個無法被解構的內核、或者說質的規定性；而袁一丹檢討“五四”一代的立場，恰恰是為了“回應中國當下的思想氛圍” 。這份理解與體貼，甚至包含著一種后來者不敢辭其責的擔當。故而這兩位的論著既是將“五四”對象化，將“新文化運動”問題化；但又絕不同于來自外部的批判者。而新文化傳統能夠不斷地內生出像季劍青和袁一丹這樣“強力的對話者” ，反過來也證明這個傳統是一個既不乏內在緊張感又具有韌性和回旋空間的、“活的傳統” 。
徐佳貴做了題為《聚焦于北大與〈新青年〉之外的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報告。報告從定義問題切入，比如“五四”的定義，既有狹義的也有廣義的，這在學術上可以做出明顯的區隔。五四運動本身可以被認為外交政治性質的，也可以被認為是思想文化性質的，這種詮釋上的巨大彈性，在民國以日期標示的“運動”序列中，是五四運動相對五卅、一二·九運動等的特殊性所在，而在近代史重大節點的序列中，也是五四運動相對鴉片戰爭、辛亥革命等的特殊性所在。為什么會如此？這關系到在五四運動的現場，外交、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各個方面是如何有所區別而又互相糾纏的，而只關注北大和《新青年》，難以完滿地回答這樣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的多歧定義也是這樣。今天學者已經指出，我們也需要關注研究系、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和江蘇省教育會等組織的作用。這就包括以下這樣的認識，即回歸歷史現場的旨趣，要求研究者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理解為新文化之“名”和某些“實”發生關聯的過程，為此，除卻北大與《新青年》的五四“前史” ，還應廣泛考察研究系、國民黨、江蘇省教育會或其他地域、勢力的五四“前史” ，各方面的“來龍”與“去脈” ，以及相應的能動性都值得論述，而不宜滿足于“北大是太陽而其他地方只配沐浴陽光”的基本圖式。如1919年上半年還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蔣夢麟，對當時新風新潮的描述就不是“陽光普照”式的，而是呈現為“水流”的圖式，其源頭是北大，沿著東南沿海流下來，上海等東南地區可以扮演樞紐的作用——好比武漢不是長江源頭，但卻是長江上的樞紐。另外，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新文化運動可能另有重點，比如可能跟地方自治密切關聯在一起。照這樣看，五四新文化的來龍與去脈都應該是多線的，北大和《新青年》之外的研究不應該滿足于在既有的畫面格局上填補空白，從而強化既有的敘述模式，而是應該借以反思現有的模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