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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海報
第三單元由劉大先主持 。 王東杰做了題為《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史》的報告 。 他指出 , 季劍青和袁一丹的兩本書在導論里都表達了一種對新的價值旨歸的追求 , 想要尋找到“五四”對現代中國的意義 。 從歷史屬性的角度說 , 這兩本書都可以看作新文化運動研究在這些年來的實質性推進 , 不同于過去單一的目的論的敘述 , 凸顯了新文化內部的多元性和張力 。 其中文體、聲音、地方性的展開都是新文化史關注的熱門議題 , 與新文化運動這一主題存在著有趣的匹配性 。 在中國現代史上 , 新文化運動兼具了歷史性和神話性兩種意義 。 從歷史性的角度看 , 很多學者擔心新文化史會造成歷史研究碎片化的危險 , 但這種風險更多時候是由于很多學者刻意追求邊緣性話題的研究取向所造成 , 對新文化運動這種“重大”歷史課題而言 , 它卻恰好彌補了以往研究過于整齊化的弊端 , 通過對游離的歷史細節的補充 , 使宏大議題呈現出更豐富的色彩 。 從神話性的角度說 , 新文化運動提出價值重估的口號 , 有價值先行的取向 。 對新文化運動的整一性解構并不意味著要否定新文化運動的神話性或神圣性 。 如果現代中國需要一個心理原點 , 新文化運動庶幾當之 。 新文化史的方法反對籠罩性的史學敘述 , 通過碎片化的策略重新把思想心靈從歷史敘述中解放出來 , 讓我們看到歷史性和神話性這兩者在對立之外還有對流 。 神話屬性與宗教不同 , 其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可以對它施以批評 。 在陳寅恪先生說的“了解之同情”之外 , 我們還需要提出“批評之了解” 。 二者結合 , 才能看清新文化運動兼具歷史性和神話性的兩面 。 因此 , 新文化史不僅一味解構神話 , 也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事件的神話性 , 讓新文化運動煥發出新的學術生產力 。
孟慶澍做了題為《何處安放新文化?》的報告 。 他指出 , 工作坊關注的兩書風格鮮明、各有特點 , 代表了新一代新文化運動研究者的實績 。 季劍青之作重劍無鋒、質樸持正 , 正面對沖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問題 , 在方法上接近經典思想史的研究 , 思辨性和對話性較強 。 袁一丹之作靈動飄逸、旁逸斜出 , 善于在史料縫隙間發掘支點 , 從而撬動整體 , 解構神話 , 看似劍走偏鋒 , 實則有一劍封喉的效果 。 她有極強的敘事能力而不滿足于講好故事 , 其實是通過具體而微的事件/個人研究 , 對新文化運動研究進行方法論意義上的清理和重啟 , 是以多學科視野的介入來處理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學史重疊層壘處的問題 , 可以看出 , 兩位青年學者的研究和近二十年的學術思潮有密切的關系 , 他們都致力于為新文化運動祛魅 , 使新文化運動研究擺脫了歷史目的論的敘事 , 從固有的各種論述框架中解鎖出來 , 重新獲得了開放性 。 當然 , 這種解鎖也帶來了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慮 。 一方面 , 新文化運動研究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找到新的總體性視野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 季劍青對后結構主義歷史學有所警惕和糾偏 , 并嘗試從新文化運動的后果社會主義革命來重新錨定新文化運動;而袁一丹則提醒 , 具體研究盡可以微觀 , 但其目的是從歷史現場拾得碎片 , 拼成一幅新的圖景 , 要通向一種自內而外的“歷史綜合” 。 另一方面 , 研究者也亟需確立新的坐標系以安放自身 。 從學科的分野來看 , 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史學化” , 理論與方法上的時差效應導致某種學科間等級制的形成 , 而研究者在努力追求文史打通、學科融合的同時 , 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文學研究的優勢和特點 。 如果我們無法確定來路和去向 , 無法知道“我是誰” , 也就很難對自身進行定位 , 從而對歷史做出真正深入和總體性的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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