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銘|謝泳︱循園《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觀后白文|壽銘|拓本|畢氏|高陽|三藏

往年曾于舊書肆得循園藏《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拓本長三十三厘米，寬二十一厘米。帖芯長二十六厘米，寬十五厘米，每面五行十字。除去前后各兩開空白頁（無題跋），共二十開。古錦裹楠木夾板，封面綾簽：“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循園題” ，鈐兩枚朱印：“壽銘”“循園” 。首開帖芯外邊緣有兩方圓形圖章，已為書賈磨去內容，上鈐“元亨利貞”閑章，未及拓面。首頁鈐白文印：畢登瀛；朱文印：畢氏珍藏、敏樹堂海梯賞鑒。頁尾鈐朱文印：壽銘之印；白文印：袖石真賞、諷籀堂、循園所藏。拓本紙墨精良，裝池考究，流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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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綾簽：“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循園題” ，鈐兩枚朱印：“壽銘”“循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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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鈐白文印：畢登瀛；朱文印：畢氏珍藏、敏樹堂海梯賞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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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尾鈐朱文印：壽銘之印；白文印：袖石真賞、諷籀堂、循園所藏。
【壽銘|謝泳︱循園《唐三藏圣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觀后】循園即范壽銘（1870-1921），字鼎卿，號循園，紹興人，魯迅的鄉賢，范文瀾叔父，民國年間著名的金石學家。曾任河南安陽、內黃知縣，后授河北道尹、河南道志局長、江蘇公署機要秘書等職。平生酷愛金石，任安陽知縣時，設立古跡保存所。在河北道尹任內，與顧燮光遍歷太行山八年，尋訪漢迄元各書未著錄金石，成《河朔古跡志》，另著《安陽金石目》《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循園古冢遺文跋尾》等。
畢登瀛是晚清的一位收藏家。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載畢氏夫婦墓志，內有“公諱登瀛，姓畢氏，原名純敏，字海梯，一字袖石。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河內” 。墓志記載其卒于光緒二十三年，時年五十四歲。
近年國內各大拍賣公司拍賣記錄中，時見畢登瀛舊藏，常用印如：登瀛畢氏珍藏至寶之印、畢登瀛珍藏書畫章、海梯審定、海梯手定、河內畢海梯世寶等。
據汪亓《仇英〈職貢圖〉卷流傳考略》（刊北京畫院《大匠之門》第二十七期）記載，仇英《職貢圖》在李恩慶之后，曾經藏于畢登瀛處。圖上鈐有朱文方印：海梯手定，白文方印：畢氏家藏。跋尾第一紙鈐朱文方印：海梯審定真跡。汪亓同時辨正說，坊間將此二印歸于清末民初、江蘇陽湖人畢登瀛名下，而畢號先籌，與“海梯手定”“海梯審定真跡”印文無關，此畢非彼畢。二印的主人應為另一個畢登瀛，并引《畢登瀛及妻王氏合葬志》內容，說畢氏“豐于遇人，而嗇于自遇，恒撙約衣食以購古圖書金石文字，甚富” 。證之循園拓本前后印章，無需再考，當為同一人無疑。
《圣教序》拓本流傳甚夥，后以北宋拓、南宋拓為尚，而判斷拓本時限，除題跋等因素外，主要依據拓本殘損字跡，現在看來不無局限。貴古賤今，是一般人性習慣，拓本在流傳過程中，填墨、改涂、描補等現象時有所見，即名拓，恐亦難免，另外拓手技藝、用心程度等因素，均可影響拓本的判斷。如民國版高野侯鑒定《唐榻集書圣教序未段本》中“一乘五律之道”之“律”字已損，而循園本完好， “所謂法相常住”之“相”字，下半已損，而循園本完好。民國商務版珂羅版《宋拓第一圣教序》（1943年再版），前后有王澍、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等名人題跋，但對比循園本，有些后拓字跡反勝前拓，如“騰漢庭而皎夢”處， “夢”字，循園本清晰，而宋本破損較重；“桂質本貞”處， “桂”字，循園本上部稍損，而宋本周圍清晰干凈，疑為后描成字， “歷遂古而鎮常”處， “鎮”字，循園本完好，而宋本“鎮”字中部明顯有損，如字字細查，或還有可疑處。珂羅版翻印原拓本時，補描更易，所以印本只具參考意義，而接觸稀見拓本，在事實上又極難做到。況且拓本是剪裱，而《圣教序》碑身長大，字數又多，拓手工作時存在技藝出入，當時沒有與碑身等大的紙，一般均有接紙情況，幾張拼接？何處拼接？接在字上或接在空行等處，有較大出入。剪裱時用心粗細，也對拓本有很大影響。所以拓本發現愈多，比較機會也愈多，只要是真拓出現，對鑒定各期《圣教序》均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