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一抹器物之紅，承載了多少紅紅火火的好兆頭中國傳統文化|青海新聞網|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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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皇家建筑群以黃瓦紅墻為主代表色，圖為北京故宮宮墻（攝影：張林）
中國紅的概念深入人心。尤當新春佳節之際，家家戶戶置辦新衣鮮花、食品包裝、擺件春聯等年節用品時，總免不了選擇紅色。取新年萬事大吉、紅紅火火的好兆頭，是中國自古有之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古代，色彩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五行學說與中華五色的屬性對應影響著社會環境，從統治階級到平民百姓，從建筑設計到服飾器皿，無一不受其規制。而且，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色”，并非一成不變。我們今天所認定的中國代表色——紅色，為古代統治階級所喜愛的時期自明朝始，于清朝盛。南京的明故宮殘殿、明孝陵、沈陽故宮與北京故宮的建筑群便以黃瓦紅墻為主代表色，其時民間家逢嫁娶、生子等喜事也多用紅色，以示喜慶，漸成習俗。直至清宮，在朝見天子、賀壽誕辰、新春佳節等重要時刻，女子多佩戴紅色首飾，屋內也偏愛陳設紅色器物，方顯吉祥福氣。千年來，頗受古今人士所喜的紅色器物包括瓷器、漆器、珊瑚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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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紅色緞平金鎖繡福祿壽字荷包，故宮博物院藏
各色紅瓷：對至純至正紅釉的探索
瓷器自陶器發展而來，原始瓷器出現的時間甚早，但燒制粗糙。待唐朝國力興盛，方有浙江越窯與河北邢窯兩大制瓷系統，素有“南青北白”之稱。唐朝之后，瓷器的制造逐漸為統治者所看重，官窯與民窯相繼出現。制瓷工藝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朝代的生產力水平，瓷器上繪制的圖案文字也反映出當時的藝術創作風格，可謂是文化與技術相結合的體現。因此，瓷器色彩風格的創造雖囿于技術手段，但也不免深受官方偏好的影響。
宋代五大名窯的盛名大約源于明代呂震撰寫的《宣德鼎彝譜》，該書系朱元璋召翰林院學士擬定禮制，確定新朝祭器樣式之用，開卷即提到：“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名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其中，柴窯屬于五代十國時期，暫且不提；汝窯、官窯、哥窯、定窯多產青瓷與白瓷，與其時的人文藝術風格十分相符，多以素雅清淡為主。只是，位于河南禹州市的鈞窯雖也產青瓷，卻有一例以“鈞紅”色彩，開創了新的境界。其液態釉質在高溫焙燒時會向下流淌，但并不脫色。因釉料配置不夠精細，混雜了其他的金屬氧化物，造就了鈞紅紅中泛紫的色調，對于不追求純正單色的人來說，反倒別有一番生動韻味。鈞紅不似正紅色威正張揚，又不似緋紅色嬌嫩柔婉，其釉料質地的敦厚沖緩了玫瑰花色彩的明艷，讓瓷器整體于含蓄中透露著跳脫，于溫柔中暗藏著熱烈，予人莊嚴與愉悅并存之感。時至清代雍正帝，還曾仿制鈞窯的變釉制瓷，以求釉料自然流淌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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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藏鈞窯瓷器
鈞窯是對燒制紅色瓷器的小步嘗試，景德鎮窯在元代則邁出了一大步的探索。元代制瓷以景德鎮為盛，基本以青白兩色為窯口的生產迭代方向，卻也不乏對紅釉的小規模嘗試——或許源于一時的靈感迸發，或許源于歷代工匠的數次失敗，紅釉瓷的漫漫創造之路，便由此開啟。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元代紅釉暗刻云龍紋執壺出自景德鎮窯，梨形壺身，直口圓腹，應為景德鎮新創的造型。通體施滿紅釉，腹部暗刻有細頸長嘴的五爪云龍紋，最難得的是釉面勻凈而釉色鮮艷。別看這小小一把執壺，已是流傳至今的元代紅釉器中的珍品。通體紅釉的瓷器在元代并不多見，倒是釉里紅的技藝成為元代始創的獨特創作。早期釉里紅的工藝是在胚胎上施一層稀薄青白釉為底釉，再用彩料繪畫，最后以一層青白釉作為罩面釉，入窯燒制。由于彩料介于底釉與罩面釉之間，銅紅液在高溫下又易揮發，故出窯后的瓷器釉面常有一種墨落生宣的暈染效果。出土于蘇州吳中區的釉里紅白云龍紋蓋罐為元代釉里紅瓷器中的經典器物，其器腹部位在青白底釉上淺刻盤龍兩條，盤于罐身之上，龍紋的外輪廓施以釉里紅，采用了撥白的裝飾技法，使得白色蛟龍宛若蜿蜒升騰于鮮艷的紅云之間。動態的繪圖加上色彩的對比，兩條龍猶有氣勢凌云之姿，使得畫面引人遐思，展現出景德鎮窯工匠匠心獨運的創作趣味。到了后期，釉里紅的工藝在部分窯口改為將彩料直接繪制于胎上，施以青白罩面釉，此乃“釉下紅”，與釉里紅有所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