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主義|道德相對性與道德相對主義的張力——從實然與應然的互動視角看 |正義|相對主義

轉自：湖北大學學報
哲學園鳴謝
道德相對性與道德相對主義的張力
——從實然與應然的互動視角看
劉清平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道德相對主義在解釋某些文化的異質習俗時，往往從道德相對性的實然事實推出自己的應然理念，主張對所有的相對性道德標準都采取寬容開放的德性態度，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價值訴求潛含著折衷調和無原則、讓德性淪為偽善的嚴重弊端，最終會取消“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的終極地位，甚至縱容某些坑人害人的不義行為。要克服這種弊端，就應當站在正義一元主義的規范性立場上肯定多樣性(而非多元性)的正當意義，一方面強調不可害人作為一元正義底線對于多樣性的人類生活的終極約束力，另一方面寬容尊重所有符合這條正義底線、沒有坑人害人的相對性道德現象，從而消解道德相對性與道德相對主義的張力。
關鍵詞：道德的相對性；道德相對主義；正義一元主義；實然；應然
一、問題的緣起
道德領域存在著種種因人而異的相對性(多樣性)現象，可以說是人類生活中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多數人又覺得道德相對主義的核心理念很難接受，因為它最終會走向否定一切道德標準的“道德虛無主義” 。于是，怎樣做到既承認道德相對性的事實，又拒絕道德相對主義的理念，由此消解兩者之間的張力，構成了道德哲學面臨的一個棘手難題(1)參見李曄：《現代世界中的倫理規范與道德相對主義問題》，《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曲偉杰：《道德相對主義的局限及其實踐困境》，《倫理學研究》2018年第5期。。
在西方哲學史上，相對主義理念最初集中體現在古希臘智者派有關“人是萬物尺度”的看法上。智者派認為，人們的事實認知和價值評判都存在因人而異的相對性現象，對于同一個東西，特別是它可能具有的善惡價值，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感知，得出不同的結論，并據此倡導了相對主義意向，主張這些相互沖突的感知和結論對于其主體都是真的，不存在唯一的客觀絕對標準可以評判它們的真假對錯。這種看法當時就受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反駁。他們認為，源于感性的印象只是雜多相對的意見，源于理性的知識才是絕對同一的真理，并據此揭露了智者派的邏輯悖論：要是每個人都是自己智慧的尺度，智者們就沒有理由宣稱只有自己才是“智者”了(2)參見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臘哲學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46-282頁。。雖然智者派因此一蹶不振(3)參見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臘哲學史》第2卷，第282-291頁。，但由于他們據以立論的現實依據——價值相對性現象在人類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事實很難否認，蘇格拉底等人又未能指出他們依據價值相對性現象得出相對主義的結論時在什么地方出現了錯誤，相對主義的核心理念后來通過懷疑主義、多元主義思潮綿延下來，并不時向占主流地位的絕對主義思潮提出挑戰。事實上，懷疑主義、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都否定了事實認知和價值評判擁有普遍絕對的“客觀”標準，或者懷疑它們能夠確定無疑地揭示事實的真相，主張它們只是相對有條件地描述了事實的某些方面，或者認為多樣性的見解和信念都有無法通約的終極(“元”)意義，哪怕彼此沖突也能夠并且應當貫徹到底。
19世紀下半葉后，隨著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越來越頻繁，人類生活中，特別是道德領域內的相對性現象也越來越引起學界的關注。有些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在考察異質文化的時候，一方面觀察到異質文化與自己的文化在基本原則和行為規范方面的巨大差異甚至直接沖突，形成了“文化休克”的強烈體驗；另一方面又基于學者的身份和職責，從最初接觸時的不解、反感甚至義憤，逐步轉變為試圖在學術研究中理解闡釋異質文化的形成機制和內在理據，進而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理念，強調不同文化的是非對錯觀念大相徑庭，各有各的道理和效力，并無高低優劣之分，也不可運用普遍絕對的“客觀”標準加以評判，而應當采取承認差異、同情理解(換位思考)的態度相互尊重、平等共處。如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就主張， “對文化相對性的認可自有它自己的價值” ，可以使人類“把和平共處，以及人類從生存的原料中為自身創造出來的種種同樣有效的生活模式作為希望的基地，寬容的基礎來接受”(4)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8年，第255頁。。 20世紀中葉以來，這種理論不僅在西方學界的后現代運動中占據了上風，同時也在現實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均等主義思潮以及某些國際組織提倡“政治正確”的主要理論依據(5)袁鑫：《當代文化哲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