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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水天中：融中會西 汲古出新( 二 )

中國藝術音位漢武帝內傳宮調云鑼音階樂器傳承音樂會清商


讓水天中最早接觸油畫的人不是他父親書畫界的朋友，而是一位業余畫家“蔡修母”。蔡修母是德國籍天主教修女，她住得離煦園很近，與水天中的母親和煦園的孩子們多有往來，經常把畫在硬紙板上的瓶花、風景和小孩頭像等油畫作品送給水天中的母親，這讓水天中“第一次感受到原作與印刷品之間的明顯差異，感受到一個人如何通過自己的眼睛和手來表現不曾注意的色彩”。1950年，蘭州舉辦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畫展，水天中有一張模仿塞尚畫法的油畫作品參展，引起了評論家洪毅然先生的注意。此后，水天中利用家中藏書和諸多外國畫報、雜志、畫冊，模仿塞尚、馬蒂斯和布拉克的畫大膽涂畫。這些因興趣而萌發的自覺行動，源于父兄對他的影響和支持，為他日后在中國美術界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生活磨礪：史學起步與藝術轉型
水天中的學術之路并非一帆風順。
1951年，他被保送到西北軍政大學藝術學院學習，在這所革命氛圍濃厚的學校里，水天中被培養成為了堅定的新社會的美術工作者。1955年8月，水天中被分配至甘肅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工作，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施展才華的時候，厄運降臨了。作為“反右運動”的斗爭對象，1957年秋末，水天中被派送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門花海子農場勞動改造。花海子農場位于嘉峪關附近，周圍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沙丘上到處散布著紅柳，褐色的土地上白刺、蘆葦叢生。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看不到一個人的蹤影。他在戈壁灘上開荒翻地，挖水渠、蓋房子。類似原始方式的體力勞動，日復一日，“把這個剛剛邁入社會、活潑開朗的青年改造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了”（郎紹君語）。艱苦的磨礪，有可能會使人消沉，但有時候也會使人的精神得到升華。水天中的意外收獲，是他“在這種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中發現了荒涼之美”，發現了歷史、藝術、人生之間的內在關聯，并且更深層次地理解了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民。
美術@水天中：融中會西 汲古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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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水天中在洮河林場。
在長達20年之久的“繼續鍛煉”中，水天中又先后在隴東平涼藝術學校、平涼師范、平涼二中等學校教書。他又一次泰然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并且隨遇而安，把苦難轉化為前進的動力。學校圖書館封閉，管理圖書館的教師暗中把書庫鑰匙交給水天中。他利用大家忙于批斗的間隙，發奮苦讀，常常一頭扎進空無一人的學校圖書館，閱讀了許多世界史、中國史和西方哲學著作，在那里找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歷，始終影響著水天中。他在一次采訪中談道：“我很少從某種純學術、純藝術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往往會聯系到藝術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藝術家的生活道路作綜合思考。”
1978年秋天，水天中從《光明日報》上得到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北京前海西街17號恭王府大院的嘉樂堂復試之后，順利被研究院錄取，從此得以親近大師，領略前賢風采。賀敬之、馮牧、張庚、王朝聞、蔡若虹、啟功、葛路、劉綱紀、陳少豐、艾中信等諸多著名學者都曾在恭王府舉辦過專題講座。朱丹先生是水天中的指導老師，德高望重，革命資歷深厚，“一生不愿做違心之論……每見不平，總會仗義執言”（馮牧語）。這種開放明朗的學術氛圍，良好的學術風氣，讓水天中如沐春風。
在中國傳統史學研究中，孔子的春秋筆法為世人所重，如清代學者錢大昕所言：“《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藏而已矣。”水天中一方面推崇《春秋》和繼承了《春秋》史觀的《史記》，又把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人學說納諸胸中，另一方面也深受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影響，潛移默化，形成了中西融通、自下而上的治史思路：其一，重視客觀史料，把史學立于“真”的基礎之上；其二，描述歷史的時候注重人類活態之再現，把歷史、藝術與人生密切相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其三，以“新歷史主義”的世界觀，以自下而上的“平民視角”接觸歷史，“依據我們自己特殊的歷史關懷來予以重新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