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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水天中：融中會西 汲古出新( 三 )

中國藝術音位漢武帝內傳宮調云鑼音階樂器傳承音樂會清商


“據實直書”是水天中治史、撰文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自孔子之后，唯司馬遷《史記》得會通之義，“成一家之言”，但其精髓在于尊重客觀事實。他認為“源起于劉知幾，完成于章學誠的‘史才四長’涵蓋了歷史研究應有的學術品行。”水天中繼承了這種品行，他的長篇述評《“國立藝術院”畫家集群的歷史命運》于筆端寓褒貶、別善惡，深得太史公之筆法神韻，一經發表，便備受贊許，一時洛陽紙貴。王鏞對其贊賞有加：“在水天中的史識與文筆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關聯，那就是追求真實的精神。”（王鏞《史識與文筆——水天中的美術評論》）也正因為如此，水天中的美術史研究被多數學者認為是“信史”，他“在美術學與歷史學的結合方面，在歷史史料的取舍和可信可靠程度上”，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水天中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宋代繪畫史是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他的學位論文《李公麟和他的時代》“從具體而又廣闊的史實論證中提出了迥異于舊說的觀點”（郎紹君《中國現代繪畫評論·序》）。對于為學之道，水天中深受“今文經學”思想的影響，期望以新思想重鑄“致用”之學。他以敏銳的學術目光，把觀察美術的著眼點放在中國思想文化的“承繼性”與“斷裂性”問題上，對“傳統與西學”這兩股力量在塑造中國思維與美術現代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重新評估。他既看重“學術超旨，本乎心識”的“心識”，又把美術史看成是“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的救世之學。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尚空談而不務實學”缺乏致用精神，很難為史界開辟新天地。他常以顧炎武治史名言自警：“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既把古人的好東西毀掉了，自己做出來又不如古人的。基于這樣的思考，水天中決意由古代美術史轉向現代美術史研究。
潮頭逐浪：延續傳統與尋覓新機
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的轉折點，也開啟了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新高潮。這是一個新潮的時代——一個由諸多領域、多種方向運動匯集起來的澎湃大潮出現在美術界。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被看作“新潮美術”的策源地，更是中國當代美術的一面旗幟。作為所長的水天中，理所當然地被推向歷史前臺，成為美術批評家圈子中的標志性人物。“新潮美術”渴望突破傳統，尋求美術發展的新路，水天中以冷靜、理智的態度理解并支持年輕藝術家的探索，并提出“20世紀的美術史，首先要由20世紀美術的親歷者來寫”的著名觀點。他以犀利獨到的眼光和銳利的筆鋒針砭時弊，獎掖后學，將國外的新思潮、新風格大膽引進，對媚俗和褻瀆藝術的歪風邪氣展開分析和抨擊，引起世人關注。美術理論家王鏞說：“（水天中）在溫和儒雅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種高貴的氣質，一種舊式文人或新式知識分子的傲骨”；何懷碩說他的文章“冷靜而灼熱，包含真摯深情”。郎紹君對他的文章也有中肯的評價：“在理性文章中，他從不丟棄自己的感受與直覺，在文藝性、感受性較強的文章里他又時時透出理論的機鋒。”
美術@水天中：融中會西 汲古出新
文章插圖

《20世紀中國美術紀年》
“新潮美術”的標志性事件，莫過于《中國美術報》的創辦和“現代藝術大展”的舉行，在這追求“理性精神”的時期，“評論家在青年美術群體的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是八十年代美術評論的重要建樹之一。”在“新潮美術”運動中，水天中的“思想、文章、著述、活動、言論，給予了這個思潮和運動以積極推動和重大貢獻。”（鄧平祥語）《中國美術報》創辦于1985年，由當時美術研究所的幾位年輕人自發創辦，這張報紙對“新潮美術”起著引領和推動作用。從1987年到1990年代初期，水天中以理論家身份與中國“新潮美術”的興起和終結糾纏在一起。水天中并沒有過多介入《中國美術報》的實際工作，但在把握《中國美術報》的辦報宗旨和整體風格上，他異常冷靜和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