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史|將近兩千年的關公崇拜史,實際上也是一部中國觀念史|文史宴( 六 )


“斷裂”和“連續”固然各有優長 , 但是上一世紀 80 年代中國學術界響應此說 , 炒作得最熱烈的卻是兩個觀點:
一個是“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說 , 用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詮釋西方 18 世紀提出的“中國停滯論” , 還曾通過權勢運作和電視媒體的陡然放大 , 成為學術界一時占據要津的聲浪;
另一個是近年有論者提出的“暴君暴民交相亂”說 , 以此替代 50 年代盛行的“階級斗爭”和“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說 。
兩說的立論角度雖有不同 , 但均視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為中國不幸之大因由 。 我與他們在學術立場上的最大區別就是著眼于“連續性”的合理成分 , 變“后現代”大批判開路之“解構” , 為對歷史持“同情之理解”的“重構” 。 目的當然是為21世紀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 , 尋找可資利用的傳統文化資源 。
歷史經驗證實 , “現代化”的國家過程總是伴隨著國族(nation-state)凝聚力的增強而非消解 , 即便是在今日全球技術競爭和貿易開放的時代 。 而凝聚力則端賴整個民族對于歷史傳統的共同記憶和核心價值的整體認同來達到的 。 用美國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說 , 就是:即使每個人都承認國族國家是個“嶄新的”“歷史的”現象……國族卻總是從一個無從追憶的“過去”中浮現出來 。 [16]
民國初立 , 一度曾把關羽、岳飛列入國家武圣祀典 。 在 1931 ~ 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 , 他們再次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前仆后繼 , 抵抗外侮 , 驅逐強寇的精神象征 。 聯系到日人此刻何以會在華北進行大規模田野調查 , 日本學者何以會在同一時期集中發表相關研究論文 ,[17] 不啻一場學術文化戰線的無形爭斗 。 其于現代中國的意義 , 也還需要今人重新審視和定位 。
觀念史|將近兩千年的關公崇拜史,實際上也是一部中國觀念史|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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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廟最密集的地區——漳州東山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 中華民族百余年前走上“近代化”道路時 , 就被誤導引入一個“反歷史”的文化盲區 , 這就是其缺少對于歷史文化價值體系和英雄榜樣的資源整合 。
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 , 共同以《圣經》所載“六日創世”“亞當夏娃”和“諾亞方舟”等傳說作為共同起源 , 本無所謂“民族—國家”概念 。 由于缺乏文字記載 , 各民族歷史也端賴口頭流傳 , 形成歷史與文學的特殊復合體“史詩”(epic poetry) 。
在建立近代獨立的民族—國家理念(nation-state)的過程中 , 歐洲不同民族謀求獨立自強 , 形成凝聚 , 就亟需建構自己民族“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 而史詩作為各個民族的文化重要源頭 , 也受到特殊重視 , 所以才出現了“經典文學”(Classical Literature , 后與當代創作區分 , 稱為古典文學)的名詞 。
當 19 世紀用科技手段發掘出特洛伊城 , 被證實“荷馬史詩”包含著古希臘信史以后 , 歐洲紛紛動手在民間獨立采集、整理本民族的史詩 , 作為共同記憶的源頭 。 如英格蘭《貝爾武甫》(Beowulf)、法蘭西《羅蘭之歌》(La Chanson dc Roland)、西班牙《熙德之歌》(El Cantar del Mio Cid)、日爾曼《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和俄羅斯《伊戈爾遠征記》(СловоополкуИгореве)等 。
研究證實 , 這些“史詩”反映的歷史時段大多為 8 ~ 12 世紀 , 其中表現的民族精神、價值觀念和英雄榜樣至今仍被視為具有凝聚力量的根本 。
回顧 18 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 , 會發現不僅“先發國家”強化了民族意識;“后發國家”如德國、日本也無不竭力發掘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資源;新興國家如美國缺乏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 , 但卻強調歷史人物榜樣 , 樹立“愛國主義”典范 。 而價值觀念及其體系正是任何宗教、學術都注重的核心論題 , 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不可動搖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