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戰后德國文學與出版的……“撥亂返正”( 二 ) |德國出版零時年|作家|文學|克

但是在該書的寫作方法上，作者并沒有建立一個完整的、條理清晰的敘事框架，除了開頭和結尾部分帶有較為宏觀的論述視野之外，主要部分是由一系列不同主題的短文構成，其中論述的作者、作品、出版人與出版機構很多，而且在這些精短的介紹、論述中往往涉及對象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對這些人物、作品有相當的了解，讀起來會比較困難。但是讀完之后，我覺得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還是很有閱讀優勢的，因為對于思想文化“戰線”的管控、“改造”、什么“黑名單”“好作品”等等概念對于我們不難理解，個體經驗中的體驗、感受并不太缺乏，進入戰后德國這一思想文化語境的想象能力是有的。比如全書開頭那段關于作者在旅行中攜帶的書籍被入境海關檢查的論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作者從聯邦德國前往民主德國旅行，在民主德國的入境邊檢站被檢查攜帶入境的書籍。他當時帶了一本德國當代作家小說選，海關檢查員翻看了這本書，并查問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法西斯分子。幸運的是這本書最終沒有被沒收。（第3頁）由此想到的是，某種相同的個體經驗是跨文化閱讀的有利語境。說起來似乎是巧合，近日我正忙于把堆放在學校工作室的個人圖書資料清理出來，發愁的是那些成堆舍不得扔掉但又無處存放的舊書、成套的舊刊物；清理速度之慢是因為不斷翻閱著，重溫我們親歷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的圖書、刊物出版中折射的思想文化景觀，深深感慨于“時光一去永不回” ，對于克里斯蒂安·亞當在該書中所論述的文學與圖書出版景觀的復雜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德國式的“零點時刻”也就是一種“撥亂返正” ，對于納粹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固然是戰后“思想改造”的重要議題，但是在手段、方式與價值觀念之間仍然有著內在的緊張關系，特別是在對戰爭罪責問題上的態度、立場的變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東西德的不同政治語境中的表述和性質也不盡相同。可以說，只要有興趣閱讀，克里斯蒂安·亞當這部著作對于我們來說并不會很難理解，思考德國戰后文學與圖書出版的“零年夢想”及其前世今生有著普遍性的文化記憶意義。
無論是從文學創作還是圖書市場的角度來看，納粹德國時期以及戰后的一段時期既帶來了深層斷裂，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延續。這可以從作者、出版人的生平以及書籍與圖書市場的狀況中可以發現，正如作者所說的：“縱觀1933年之后的歲月，我們可以發現，圖書世界存在一定的慣性，比如一些遭到禁止或排斥的書籍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可以買到，它們成功地繞過了許多納粹的禁止措施，這種慣性也適用于解釋后來所謂的‘停頓’現象，具體來說就是解釋1945年后的文學出版商和圖書市場的慣性力，以及40年代早期出現的趨勢如何在戰后延續。 ”（第8頁）其實， “慣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開始的納粹統治還沒有那么嚴酷，帝國的專制力量還來不及滲透到社會的毛細血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后也同樣存在著“慣性” ，但是此時的“慣性”可能更多是指納粹圖書的繼續流傳。因此， “避坑落井：從禁止到改造”（13頁）這個小標題很能說明戰后德國文學與圖書出版業的發展走向，而且包含了很復雜、很矛盾同時也是很重要的內涵。戰后人們首先要面對的是納粹統治時期的文化出版管理體制，該體制的基本理念就是凡不需要的東西就要被“剔除淘汰” ，文學要符合納粹的統治理念， “在管控文學出版市場方面，納粹最重要的工具，一個是制定可疑作者和作品的黑名單，一個是支持符合納粹思想理念的‘好作品’” 。 “通過禁止和毀滅行為，他們實現了最大化的‘完美’” 。（13頁）“黑名單”與“好作品”的確有高度的概括力，根據這兩條主線，足可以能勾勒出一部納粹文學史或圖書出版史。這樣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歷史敘事同樣是我們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戰后同盟國對德國出版業的管理體制在管理行為上實際上也是納粹體制的延續，或許通俗來講就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作者以大量的史實告訴讀者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確實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