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

接下來，我想從器物表現層面來具體談一下“文化反哺” ，分別以食品、手機和電腦為例。
【|中國為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文化縱橫】▍麥當勞：代際中心是怎樣傾斜的
從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食品領域的變化不僅表現為，隨著GDP的增長，中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錢占其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種類卻越來越豐富；而且表現在，在越來越多涌入中國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選擇中，不僅出現了原先沒有的專供孩子們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選擇上從來都沒有發言權的孩子或年輕一代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也就是說， “代際中心”出現了傾斜：過去在家里決定消費的是父親或母親，現在孩子開始成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費的中心。
物質生活的豐裕，以及因孩子成為家庭的中心帶來的子代決策權的提高，使得這些孩子們在家庭內部消費上開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動，也使得上世紀90年代前后進入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等快餐店，很快成為年輕一代尤其是孩子們的消費天堂。我在廣州有一次訪談的時候，碰到一戶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學五年級，爺爺奶奶帶孩子來，爸爸媽媽在銀行工作，爺爺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農業大學的教授。他們說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經常是孩子說了算，我就問為什么是孩子說了算？他們說道理很簡單，孩子看得多。我又問怎么看得多了？他們說，第一，看電視，我們大人看電視一到放廣告的時候就是“尿點” ，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電視，滿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個一個仔細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學校里交換著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來，回來后跟爺爺奶奶說， “爺爺奶奶，給你們吃一個東西” ，爺爺奶奶一吃，說， “這個東西好吃，之前沒吃過” ， “好吃吧，你給我買哦！”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后， GDP的不斷增長和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內的食品的多樣性大大改善。與此同時，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以及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國家庭的中心。這一變化不僅導致了各種專供兒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業幾乎成為兒童工業，而且導致了兒童或子女成為家庭消費的中心，飲食的決策權“從長輩轉向晚輩” 。
與此同時，在代際之間，食品知識像其他知識一樣，傳承的方向開始發生逆轉：從晚輩轉向長輩。這種轉向的發生，是因為“父代、祖代對兒童食品的了解，特別是對消費主義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種意義的認知，時常是從孩子那里獲得的” 。這樣一來，通過嘗試各種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 “使得晚輩們將他們的長輩拽入到地方社會和跨國主義交互作用的場景之中” ，文化反哺甚至成為年長一代接觸外來文化和現代性的常規途徑之一。
▍手機：去中心化或個人網絡的建立
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30年間，各種各樣的電子產品涌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致使人感到眼花繚亂。各種電子產品和耐用消費品在中國的瞬間涌現，自然大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品質，也造就了一波波與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負載的文化的流行。從代際關系的角度來看，上述家用電器或耐用消費品的出現和普及，在中國還直接締造了現代社會這個電子世界的迥然相異的兩極：與這個時代同生，因而能夠極其自然嫻熟地擺弄各種電器產品的年輕一代；面臨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電子產品時相對“笨拙”的父輩或祖輩。幾乎每一種電子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和每一個家庭，都上演過各種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輕喜劇，這里我們只討論現在最為普通的溝通工具——手機。

|中國為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文化縱橫(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