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

知識的來源和判斷對錯的標準從上一代轉到下一代，即文化傳承的方向發生了逆轉或顛覆。從我們的研究來看，這種逆轉或顛覆出現在包括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領域最為鮮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一，包括這里所討論的新興食品、種類繁多的家用電器和移動電話，以及復雜性愈來愈堪比人腦的電子計算機，都是最近30年間進入普通大眾的生活中的，年長一代確實絲毫不具備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其二，這些現代器物帶給了人們極大的便利，它們的功能和優越性不言而喻，不像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在性質上模棱兩可、難分優劣，因此，年長一代接受起來抗拒心理也比較小。不過，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傳承方面出現的這種“代際顛覆”現象，也許并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年長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輕一代心靈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家庭結構、溝通方式和知識來源的改變有關。換言之，在行為差異的背后，仍然有著某些可以辨析的結構性成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代際顛覆？
（一）代際傾斜：孩子是怎樣成為家庭中心的？
代際傾斜是普遍現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輕一代也成了社會的中心。中國的城市化，帶來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 “五普”的時候是1.3億， “六普”的時候是2.6億。金一虹老師曾經說“流動的賦權” ，指的是人們在地理邊界和社會關系兩個方面“脫域性”流動。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認為，地緣是血緣的投射，他認為血緣最重要，地緣是其次。但是我后來有一篇文章討論，實際上在中國可能地緣關系重于血緣關系，換句話說，中國人對血緣的重視是因為地緣的不流動造成的。現在人們可以流動了，人們對血緣的重視比以前要降低。正如金一虹所講的，這種流動極大地削弱了父輩對個體，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訪問的時候，很多家長跟我講， “做不了年輕人的主” 。
中國家庭關系出現代際傾斜或重心下移，還與市場化以及市場化相關聯的各種經濟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變有關，如房地產業市場化使得年輕一代獲得住房從而脫離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二）去中心化和溝通模式的變化
在討論移動電話時，我們已經說明，這種點對點的溝通技術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它為年輕一代向往和適應的平等溝通提供了條件。其實，不僅是移動電話，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各種新的電子器物之所以首先會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常常都是因為它們兼具了這種去中心化的特點。比如，從錄音機到后來的MP3和MP4 ，除了音質本身的提高外，與早期的收音機尤其是有線廣播最大的區別就是個人選擇性的增強。當上世紀80年代三洋錄音機進入中國，當年輕人能夠通過購買廉價的磁帶而選擇自己喜歡的任何歌曲，對這些意圖掙脫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輕一代來說無疑是一場令人興奮的個人狂歡。
手機或移動技術在青年群體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輕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和興趣以外，也與青年及其亞文化的基本特征有關。在解釋手機為何會在制度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更為流行時，漢斯?蓋瑟曾認為，手機或移動電話在兩個方面頗具特色：一方面，作為一種有效的技術，它將溝通的力量置于個人手中；另一方面，作為其移動性的一種結果，它將溝通在整個社會層面從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轉移到去中心化的、個人的網絡之中。這種觀點同樣甚至更加適用于解釋青年和青年文化。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僅不存在層層疊加的科層體系和正式的溝通渠道，而且他們習慣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對來自他人和社會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應，而這一切都與手機的特性十分吻合。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同年長一代相比，年輕一代為何會對手機更為青睞，他們的“操弄”興趣為何會如此之高。

|中國為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文化縱橫(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