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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欄的話
譯者與書相遇,在心靈共振中融以智慧、學識和情感,語言轉換的同時,打開不同文化間互望之窗,成為文明進程中重要一環。經典重譯,新作新譯,字里行間,滿是凝結的知識、無聲的故事與文化溝通的印記。本版自本期起推出“譯者·書”欄目,在譯者的講述中,品讀翻譯背后的故事,追尋文明交流的共鳴。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在《論〈馬丁· 菲耶羅〉》中說:“在歐美的一些文學聚會上,常常有人問我關于阿根廷文學的事情。我總免不了這樣說:阿根廷文學(總是有人不把它當回事)是存在的,至少有一本書,它就是《馬丁·菲耶羅》”。
反復推敲,力求譯文中西近似
大學三年級時,我們有一名阿根廷外教,選了《馬丁·菲耶羅》作泛讀教材。這部高喬史詩的內容和藝術風格吸引了我,于是便試著將一些詩句譯成中文。時斷時續,日積月累,到1979年,我總算譯完了史詩的上卷——《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同年,我有機會去墨西哥學院進修,就想在那里把它譯完。恰好那里有幾位阿根廷老師和學生,可以向他們討教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兩年后回國,基本譯完了,只剩幾個零星的難題未解決。幸運的是,我認識了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的卡洛斯·阿爾伯托·雷吉薩蒙教授,他曾擔任阿根廷國立科爾多瓦大學文學系主任,是研究高喬史詩的專家。在他的幫助下,我終于完成了《馬丁·菲耶羅》的翻譯,譯完之后便束之高閣,從未奢望出版。
1984年,是史詩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50周年誕辰,阿根廷政府要展覽各種文本的《馬丁·菲耶羅》。我駐阿使館與國內聯系,希望盡快出版此書,送去參展。時間緊迫,只剩3個月了,在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精裝的《馬丁·菲耶羅》(見右上圖,資料圖片)。這位用中文吟唱的高喬歌手在家鄉受到熱烈歡迎,阿根廷《馬丁·菲耶羅》譯者協會委托中國駐阿使館文化參贊給我帶來了譯者證書和紀念銀幣。
1988年5月,時任阿根廷總統阿方辛訪華時參觀北京大學,時任校長丁石孫將《馬丁·菲耶羅》作為禮物送給他,總統立即說:“我邀請譯者訪問阿根廷。”遺憾的是,我當時正在西班牙主持翻譯西班牙語版《紅樓夢》。
《馬丁· 菲耶羅》是我個人獨立完成的第一部譯作,其難度可想而知。所幸在翻譯過程中,我從不自覺到自覺地追求譯作與原作的最佳近似,既不生吞活剝,又不脫離原文,盡量求得“異化”與“歸化”的和諧共存。首先是詩歌形式的近似。史詩作者是在模仿行吟詩人(流浪歌手)的即席演唱,采用的是西班牙語中最常見的每行八音節的民歌體,而且一以貫之,7200行都是八音節。但是漢語中極少有“八言詩”,而七言詩則非常流行,因此我決定用七言民歌體來翻譯。原詩押韻,譯詩自然也要押韻。既然是漢譯,當然要遵循漢語詩歌的格律,否則會“水土不服”。僅以史詩開篇的6行為例:
我在此放聲歌唱,
伴隨著琴聲悠揚。
一個人夜不能寐,
因為有莫大悲傷。
像一只離群孤鳥,
借歌聲以慰凄涼。
這基本是直譯。有一位學長曾建議我改為:
此時此地歌一曲,
吉他聲聲伴我語。
一生一世唱不盡,
苦難深深埋心底。
好似孤飛鳥一只,
我以此歌慰自己。
感謝學長的好意,但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原譯。首先,原詩押“阿”(a)的韻,是開口音,適合吟唱;而譯詩中的“曲、語、底、己”是閉口音,不適合吟唱。再者,就內容而言也和原詩有較大差異:如第一行,原詩中是“開始歌唱”,而不是“歌一曲”,且全書上下卷共46章,7200行,何止“一曲”。尤其是第三行和第四行,完全是譯者自己的創作。我還是覺得自己的譯文略好些,或許是“瞎媽抱個禿娃娃——別人不夸自己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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